記者應否對追訪目標施以援手的詰問早有先例，最著名例子之一是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Kevin Carter，下圖)1993年在蘇丹拍攝禿鷹對餓童虎視眈眈的照片《饑餓的蘇丹》。翌年他憑此經典照片獲普立茲獎，不過批評隨之而來，批評者指他選擇先花20分鐘構圖並按下快門，而不是救那小孩；他後來澄清當天拍照後有驅趕那隻禿鷹。卡特獲獎不足4個月後自殺，遺書亦透露他記錄這些人道慘劇為他帶來痛苦，成為壓力來源之一，反映記者面對工作的內心煎熬。 丹麥作家延森(Carsten Jensen)上周在瑞典報章《南瑞典日報》(Sydsvenskan)撰文，稱「歐豐瑞的兩難亦是每個人面對的兩難」。他認為，當今歐洲文明最大的挑戰或許不是要把100萬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融合，而是要犧牲小我，堅守人性原則。 在瑞典南部錫姆里斯港市(Simrishamn)為難民提供協助的「Act for Integration」成員烏德沃爾迪(Susanna Udvardi)指出，瑞典民眾對難民已不再友善。她對當局檢控歐豐瑞一事表示憤怒﹕「他們顯然並非偷運人口，亦非為錢，他們只是想彰顯人性。」(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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