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電影片尾音樂一奏起，製作團隊的名單緩緩亮相。你可曾埋怨那小如螞蟻般爬過的名字，令你久久還未等到幕後花絮？事實上，導演和演員以外，攝影、燈光、化妝、音效、製片、場記等環環相扣，缺一不可。這次就來認識3名在電影片尾中出現的「小」人物，瞭解他們為電影所付出的心血。

音效師：每套設計獨立生命

曾景祥是本港最著名的音效設計師之一，曾六奪金像獎最佳音效設計。電影場景、氣氛每部都不同，曾景祥認為音效設計難度在於每一套音效都要有獨立生命，「如果套套一樣，有槍就是這支(的聲音)、有雀就是那隻(的聲音)，那就失去了做音效設計的意思」。

音效看不著又摸不到，對電影有多重要呢？「例如《寒戰II》沒有太多動作，但很多dynamics(動感)透過聲音表達。音樂起、有車輛經過，已經可以帶來戲劇張力。而《智取威虎山》中的地震，聲音要做到塌山的感覺，觀眾看畫面才覺得真實，聲、畫互相扶持。如果音效不進步，還停留在當年□語殘片的單聲道，聲音像從電話聽來，那(觀眾)永遠不會有現在看電影的感受。」

好畫面加好音效 一加一等於三

好畫面加上好音效，可以一加一等於三。曾景祥對聲音威力的領悟來自1970年代美國電影——Earthquake，「十五六歲看這部電影，每逢地震的場面，重低音令整個戲院地面都震，我才知道原來音效可以做到這樣」。

音效設計發揮空間大，如果音效設計師「自認苛刻」，修改可以沒完沒了。曾景祥說：「(時間)當然是愈多愈好，正式一部電影(的音效設計)我們大約要做兩個月，但很多電影只給我們一個月。」曾景祥的工作室每年處理逾20部電影的音效，他們先剪輯現場錄製的聲音，再做音效設計，對白的補錄和剪輯要同步進行，還要做音效合成，例如腳步聲等，然後每條音軌初步混音，最後是總混音和合成。一個月內完成以上步驟固然「趕」，其間跟導演溝通就是更大的難處，「通常導演的要求是直覺，例如『劍聲要斯文少少，靚少少』，很視乎聽的人(音效設計師)理解能力有多高，理解不到就唯有逐樣試」。

曾景祥說音效設計成品未必盡如己意，因為要向導演交代，「(音效)不是設計給我自己」，其實要按導演要求，終極來說或者是按投資者要求。在電影圈打滾了數十載，他十分理解這樣的關係，嘆道：「沒有辦法，畢竟電影是很大的投資。」

觀眾忽略音效，曾景祥不認為是問題，「聲音不能喧賓奪主，好像是建台北101，我們看不到塊『地』，只看到建完的大廈。我們做聲就等於要做一塊『地』，其實蘊藏更大的能量」。

◆場記緊盯拍攝細節 「一不留神成笑柄」

馬子恩修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課程，還未畢業時就在學校介紹下，到新加坡參與一部賀歲片的製作。「去了兩個月，一起去的同學有些做服裝助理、有些是PA(製作助理)……而我做導演的私人助理，其實跟電影沒什麼相干，因為我主要是幫導演打傘。」滿腔熱血的新人，卻被派去跟製作沾不上邊的位置，有否埋怨無意義？「我覺得幾好運呀，那導演是《小孩不笨》系列的導演梁智強，在新加坡都頗有名……因為要站在導演旁邊，我很接近導演個mon(螢幕)，可以緊貼整個製作流程，學到更多呀！」

幫導演「擔遮」 緊貼製作流程學更多

她很喜歡新加坡的拍攝模式，「比較輕鬆，最『盡』都是連拍13、14小時」。在香港，「是要連續『踩』30多小時」。香港一些大製作因為遷就「大明星」，超時工作不常見，不過製作費不多的電影，就多沒有準時收工。馬子恩說為了在限定日子內完成拍攝，不要「out bud(budget，意指超支)」，連續拍攝十多個小時實屬等閒。

至今參與電影製作4年，馬子恩說：「很享受一班人一齊捱、一齊辛苦的感覺。是不是有些『變態』？」社會近年常批評八九十後「唔捱得」，馬子恩卻說在片場連坐都不敢。起初源於「新人」的膽怯，不敢表現丁點惰性，後來卻是投入到真的不願坐。一個巴掌拍不響，導演要連「chur」二三十個小時，都要有肯奉陪到底的團隊，而電影圈總不乏「喜歡辛苦」的人。

曾做「擔遮」，馬子恩畢業後就做場記。「我們要mark shot、size(記錄場口和畫面大小)，又要很專注記下演員的動作，鏡頭由wide shot(遠鏡)到close up(近鏡)，我要留意會否不連戲、穿幫，例如左手變右手之類。」場記的工作很重要，走漏眼很容易為電影留下笑柄。

電影拍攝時間、地點日日不同，馬子恩說：「有次在深水灣拍攝，半夜三更先拍完，得30元交通津貼，而我住柴灣。」電影資金動輒千百萬元，但花錢的項目也上百項，部分工作人員的薪金並不理想，「人工會被壓到很低，就算資金多了，都是去了演員那�堙A明明大家付出的時間都是差不多……」馬子恩說，起初因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而「心理不平衡」，後來看到電影成品，就覺得只要做好本分，若電影口碑好，已是最大回報。

文、圖：王寶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