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大學一直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可是隨着社會價值變遷，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以至跟社會的關係面對不少挑戰。歐美大學近年不約而同面對資源緊絀之苦，大學理想愈見艱難維持。在講求經濟效益的巨大壓力下，大學師生可以如何維持理想及學術傳統？本報將一連兩輯探討。
明報記者 林康琪
歐洲大學近年面對削支不斷，英國以至歐陸不時有學生或教職員抗議，當中以今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名為「新大學」(Nieuwe Universiteit)的佔領運動規模最大。學生佔領校務大樓45天，最終迫使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下台。佔領期間，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國際知名學者紛紛到「佔領區」聲援，跟學生探討大學教育價值。除了鼓舞了荷蘭學界外，亦啟發海外大學師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生發起的「自由大學」佔領運動便是一例。
荷蘭佔領運動反大學削支
乍看之下，這場學運關乎的似乎只是阿姆斯特丹大學個別問題：大學理財不善，導致負債纍纍，結果要向學生及教職員開刀。但參與學運的師生都認為，這場學運關乎的是更普遍的問題，不僅關乎荷蘭大學教育，更是挑戰一直主導社會、只講求經濟效益的思維。荷蘭學界其實早深受其害，也明白問題所在，阿姆斯特丹大學金融教授恩格倫(Ewald Engelen)去年便撰寫論文，以阿姆斯蘭丹大學的房地產投資分析金融價值如何蠶食高等教育。但一切終歸學理分析，終於還是靠一群學生起來向這趨勢說不。恩格倫向本報說﹕「若不是學生佔領，教職員不會有行動。學生喚醒了革命熱情。大家本來都沉睡了，我也沉睡了，是學生喚醒了我們。」
舊生：企業化運作違教育原意
學運的導火線是人文學院因財赤要削開支及重組，意味着一些在校方眼中無利可圖的少數語言課程要取消，臨時合約員工亦將不獲續約。從講求效率的管理方式看來，取消虧損課程無可厚非，但在學生眼中卻有違大學教育原意。阿姆斯特丹大學舊生、人類學者埃格特薩德(Touraj Eghtesad)一直參與學運，他向本報稱，校方以「效率思維」(efficiency thinking)掛帥，一切教研都要有利可圖，課程就算有口碑，若修讀人數少，便要取消，令所有研都集中在某些可圖利的領域﹕「大學有如企業運作，違背大學教育原意。」事實上，人文學院並非唯一受影響的學院，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亦受類似影響。
恩格倫認為這是「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惡果，他解釋﹕「『金融化』指的是，機構治理為金融市場的理據所支配。大學之責在於研究及教學，你會預期大學考慮的應是教育及研究質素。但事實上，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治理已為金融市場術語所壟斷﹕諸如償債能力比率(solvency ratio)、流動性比率等金融術語屢屢見於大學決策。」換言之，金融市場的考量成為大學決策最重要的因素，教研靠邊站。
大學接管物業負債纍纍
大學決策受金融市場理據支配，那是因為荷蘭政府1995年權力下放，將原屬政府的大學物業交給大學。 他去年在論文中形容，物業有如特洛伊木馬，埋下大學遭金融化吞噬的伏線。 他解釋：「1995年前校方的考慮只有教育及研究；但1995年後金融考慮成為左右大學決策的一大因素。」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建築分佈市內多處，跟城市融為一體，是該大學的一大特色。恩格倫稱，大學成為物業擁有者後，要為「效率管理」物業組合成費索思量﹕校方變賣原有物業，並融資興建新房地產項目。 大學借了2.2億歐元，當中涉及利率掉期等衍生工具。與此同時，政府削減大學資助，另經過2008年金融海嘯，房地產價值下跌，大學負債激增，預料2018年將增加至4億歐元。
恩格倫稱， 大學愈來愈受制金融市場波動，管理思維亦隨之改變：本屬於教研專業人士的權力，轉至金融專業人士、會計師及地產商手中。為增加效率，自1990年代中的改革亦以一些可量化的指標來衡量教研，原來的學術價值慢慢遭蠶食。
「金融市場語言」支配社會
他形容「金融化」有如野獸，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案例顯示金融力量無孔不入，社會無一倖免，連本來較為獨立自主的大學亦難逃。 事實上，金融市場的語言已壟斷整個社會，令整個社會思考單向，其他價值靠邊站。恩格倫目前正研究荷蘭家庭樓按問題，認為這是社會進一步被金融化的例子。他說，荷蘭的樓按債務人均全球最高，換言之，就算是荷蘭一般家庭，因為要償還按揭貸款及利息，金融亦將成為他們最重要的考慮。這對荷蘭社會亦將有深遠的影響。他說﹕「一個社會負債愈多，金融市場的語言愈見支配地位。」
金融化的趨勢可以如何逆轉？恩格倫稱，就阿姆斯特丹大學來說，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將物業交由政府管理。面對金融化來勢洶洶，他在其論文語重心長稱，唯一的救贖希望便是學界要意識到捍衛傳統學術價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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