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屆香港書展最後一天，7月22日。名作家講座系列年齡最大的講者、87歲的張思之，要離開下榻的酒店前往機場。在酒店大堂，亞洲週刊工作團隊的10多位來實習的大學女生簇擁著白髮蒼蒼的他，拍照簽名，留下聯繫方式，更有一名女生表示，張思之是這屆書展的「吉祥物」。如此場面，令其他多位講座男作家汗顏而嫉妒。這便是常為「異端」辯護的張思之的魅力。7月17日下午，灣仔會展中心會議室。張思之新書《行者思之》在香港出版，在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上，近400讀者聽了他的題為《律師絮語—我的辦案際遇》的演講。張思之一走進會場，一陣騷動，後排的讀者紛紛站起身，要一睹這位大律師真容。
周末晚上10時許，張思之看見書展通道上，市民排長隊繞來繞去而緩緩移步現場，他停住腳步，默默凝視好一陣，頗為動情地說：「我們民族的文化傳承有希望了，這個書展給了我一種光明的衝擊。在大陸，我覺得年輕人讀書的人大為減少了，但在這裏氣氛不一樣，我很高興。」
在演講中，張思之說，他的律師生涯可以說是運氣很好；可惜缺乏獨立精神，思想不夠縝密，失誤甚多。有些案子，當局不准作「無罪」之辯，在他確認被告人確屬無罪時也只能打個「擦邊球」，以「指控不能成立」相對抗，沒有做到寧肯被整肅，也要完整地維護法律的尊嚴和被告人權利。他說起1980年，被委派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小組組長的那段往事，講述了11月13日，他以江青的辯護律師身份，在秦城監獄與江青會面的場景。
他回憶道：在獄方會見室，江青由兩個女警押入。她緩步走到座椅跟前，恭順地微微傾了一下上身，似在示禮，爾後就站定不動了。張思之舉手示意，說「坐下吧」。她點了點頭，坐定，並不吭聲，專注地聽着，顯得很斯文。交談不久，她對張思之說﹕「你聲音太低，我聽不清。我的耳朵有毛病，是在蘇聯用鐳治病搞壞的。」她還特地強調了一句：「我是咱們國家第一個用鐳治病的人。」待到後來她一再表示﹕「我的問題是黨內問題，他們起訴說我是反革命，誰是反革命？我要控訴公安部，對我搞突然襲擊，搞綁架，把我扔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6個小時沒人管……」
江青愈說愈激憤，張思之只好打斷她。江青說：「我請律師，是要你們跟他們辯，可不是跟我辯。他們，葉(劍英)、鄧(小平)，立場跟我不一樣。一樣，我就不到這裏來了。」說完，面有得意之色。張思之覺得她有點忘乎所以，批了她一句：「你這通話，離題太遠了。」江青旋即反應，提高嗓門說：「你說話不要那麼大聲嘛！我是病人，我怕你的聲浪的震動。」
張思之說，先是要求你說話聲大點，待到大了一點，她又說這是「聲浪的震動」而受不了。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極權制下的第一夫人形象。話不投機，她拒絕張思之出任她的律師。張思之說：「從根子上說，問題出在政治上的考量，她斷定我們是葉、鄧派的，不會維護她權利，用她的意思是不會幫她，所以才有那樣的決定。但我對她耐心不夠，尊重不夠，可能是另一個原因，因此從法治出發，歷史地研究問題，她沒有人為之辯護畢竟是一次嚴重的不足。在我，則屬失誤。」
曾助法庭取李作鵬材料
張思之又說到李作鵬。他是當年海軍政委、副總參，是林彪幹將。開庭前夕，獄方報告：李天天寫東西，說是「最後陳述」，但搞得很詭密，沒有人知其內容。特別法庭副庭長伍修權深怕他寫的內容涉及最高層內情，要求張思之他們去套取。去了，李說﹕「縫到棉襖裏了，誰也拿不走。」他們無功而返。張思之說：「問題不在成效，而在性質惡劣。這是我律師生涯中的最大敗筆。試想，按照法庭意圖，奉命從被告人手中套取自辯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們預先謀劃對付的策略，這哪裏還有公正與道義，律師良知又在哪？更何況事發於律師制度恢復之初，在一起重大的審判面前，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不可以用『中國特色』解釋，也不能用『服從組織』或者『顧全大局』自贖。」張思之說，講這些，不是表態懺悔，而是希望後人以此為戒，任何人都會犯錯誤。
演講時，張思之說到律師維權、律師說「不」，主要靠辯詞。律師辯詞是實現辯護職能的重要手段，是律師素質、水準、風格、風度的集中體現，也是律師的精神產品，須有判斷力、說服力、感染力，在形式上又應有優美的語言流貫於事、理、情三者之間，是素質修養以及精神風貌的藝術性體現……最後，張思之用「自由萬歲」四字結束演講。江迅、羅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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