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如果藉着明年的亞太峰會在北京實現，時間點正好在諾貝爾和平獎公布的前夕，換句話說，習近平和馬英九可能因這場峰會，雙雙獲得明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丁果
兩岸形勢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了政治談判的「深水區」，而最近台灣島內形勢的急劇變化，以及兩岸關係互動的新態勢，尤其是大陸為了加快兩岸政治談判而釋放出來的新立場，更讓海內外盼望的習近平馬英九最高層峰會，走向勢在必行的定局，而最佳的時間就在明年秋天，即北京做東道主的亞太經合組織第2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習馬會從海內外華人的願望，到變成可能實現的大趨勢，其中的原因既複雜也簡單。
所謂複雜，當然是兩岸關係本身的複雜性，從本來只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延續，到如今隨着台灣民主的深化而造成國家定位的爭議，再加上美國竭力要保持東亞地區的主導權，以及日本與中國的瑜亮情意結，使得兩岸關係的未來是統還是合，不但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也成為東亞地緣政治大國角力的組成部分。由於美國在全球的霸權逐漸衰退，美國無論發展內部經濟(表現在美國的債務和美中市場的互相依賴)還是維持外部的超強地位(包括在反恐環保等一系列全球議題上)，都需要迅速崛起中的中國配合，因此美國對習馬會不再那麼排斥和擔憂，反而採取樂觀其成的立場，降低了兩岸領導人會面的複雜情況。
所謂簡單，首先就是兩岸都愈來愈清楚，習馬會的定位，並不是兩岸走向統一的政治儀式，而是兩岸層峰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徹底消除彼此的隔閡，建立互信基礎，同時把兩岸分合的條件擺上枱面，再由兩岸民意和學術界去討論，逐漸形成共識。這些條件可以是大陸的民主化，或者聯邦制、邦聯制等。而在會議形成的基礎上，兩岸都釋出了相當大的彈性。
兩岸關係成馬唯一的政治財產
在今年10月於印尼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舉行期間，大陸容忍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會，並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共同組織安排「習蕭會」，成為首次「官對官」的雙邊接觸。接着，馬英九在台灣「雙十國慶」演講中，高調提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之間不是國際關係，被台灣島內解讀成是為未來的習馬會鋪路。同樣，大陸學者在上海舉行的兩岸和平論壇上，也主張大陸當局應承認台灣當局的治權，並以「憲法一中」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驅動力，這被島內解讀成是已趨近於馬英九所說的「互不否認治權」。
其次，習馬會將是兩岸關係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邏輯發展結果。不管是大陸逼談，還是台灣拖延，目前的形勢已經到了進入「政治談判深水區」。對此，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謝長廷對此看得很透徹，因此連續提出「憲法一中」、「兩岸是特殊關係」等「創新」觀點，並成為綠營登陸的先鋒，而蘇貞昌等已經落後於形勢了。可以預見，在未來民進黨爭奪總統候選人的時候，蔡英文亦會「與時俱進」，強硬台獨論已經沒有市場。最為重要的是，民進黨大陸政策立場的轉變，將會使台灣人民形成共識，奠下扎實基礎。
再次，馬英九已經從避談、拖延，轉變到積極推動、創造條件，在明年實現習馬會。馬英九清楚看到，隨着美國經濟復蘇無力，日本經濟強化未明，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已經日甚一日。不僅如此，在馬英九用「司法關說案」企圖拉下立法會議長王金平不果之後，馬英九在國民黨內部的支持度有變，而在台灣的民意支持度則持續拉低，甚至低過正在坐牢的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的最低支持度。在這種大局面下，國民黨明年地方選舉形勢不容樂觀，而馬英九作為黨主席未來一旦選舉失利，自然要承擔責任辭去黨主席之職。如此一來，馬英九執政兩期的「政治財產」，已經僅剩下兩岸關係這一項，馬英九自然盼望實現習馬會，以拉抬自己的政治聲望，既可以避免成為黨內外孤獨的跛腳總統，也可以在歷史上留名。
峰會令習成就超鄧江胡
同樣，對習近平而言，如果習馬會實現，習近平在兩岸關係上的成就，可以與蔣經國開放老兵探親相提並論，超越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
兩岸峰會之所以可以在對等的條件下實現，主要是藉明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北京舉行的「天時地利人和」。與辜(振甫)汪(道涵)會談可以在新加坡這樣的第三地舉行不同，北京為了避免給國際社會「兩國論」的印象，當然堅持要習馬會在大陸的土地上進行，而非第三國；對此，馬英九要的是對等會議，決不能矮化自己。在雙方的堅持下，明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北京舉行可謂「天賜良機」。因為這是一次國際外交活動，但又在北京舉行，馬英九去北京不是「朝拜」。如此一來，兩岸各取所需，有了各自「合理」的解釋，可謂「一場峰會，各自表述」，這就解決了最難的障礙。
不僅如此，習馬會如果藉着明年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北京實現，時間點正好在諾貝爾和平獎公布的前夕，換句話說，習近平和馬英九可能因這場峰會，雙雙獲得明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將創造習近平馬英九政治生涯和國際聲望的頂峰紀錄，對他們個人，更對未來兩岸的永久和平，注入重大的積極因素，可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可以預測，兩岸層峰的會面，至少可以奠定兩岸簽署軍事互信協議的政治基礎，永久消除兩岸再發生「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兄弟鬩牆的悲劇。
(作者是《亞洲週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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