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原意是讓人類可以享受安穩舒泰的生活，但由於某些能夠或不能預計的原因，科技卻不斷反過來拖我們後腳，往往造成「贏粒糖、輸間廠」的局面。以上便是 Edward Tenner著作《Why Things Bite Back》講述的「反噬效應」，類似情況也經常見於醫療系統之中。
個案一：電視劇《House》的主角是名癮君子，現實中，確曾有醫護被揭發竊取病房的受管制藥物自用，此後，但凡嗎啡類止痛藥及鎮靜劑也要鎖好，提取藥物前必須經由護士長落簿，登記時間、劑量和病人資料。措施杜絕了監守自盜的問題，但是，這做法會讓人覺得嗎啡是不應使用的藥物，繁複的程序也令護士產生抗拒感。結果是，很多真正需要止痛藥的如末期癌症病人，在政策下也難以得到足夠的治療。
個案二：藥物事故大家也時有聽聞，病房給患者服用了不適當的藥物，結果引發過敏或相沖反應。院方的應對方法是從此禁止在病房貯存藥物，所有醫生處方要先經藥劑部核對，才可供藥給患者。這措施沒錯能減低失誤的風險，不過，送藥紙、對藥、執藥、配藥，每個步驟也需要時間，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早前便有血癌病人因等不及抗生素而失救，其延誤也是由於累贅的流程，及禁止病房貯存藥物的政策。
個案三：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最初的傳播是起於患者用了噴霧器（Nebulizer），結果令感染在病房擴散，為了防止同類型事件發生，病房之後便一律禁用噴霧器。然而，尤其慢阻肺病及哮喘病人，噴霧器能十分有效地把藥物直接注入氣道，迅速穩定他們的病情，十多年間，被禁用噴霧器累及的，可能比沙士還要多。
臨床醫學可貴之處是其靈活性及善用common sense，即是陶傑所說的判斷力、感應力與思考力，以矯枉過正的政策取代之，不判斷，不感應，不思考，自己遲早也必遭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