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聽之娛：只凝視地獄之門外的偽樂園，也是一種奇觀？——《特權樂園》

[2024.03.06] 發表

【明報專訊】我們到主題樂園遊玩，是希望掃除日常的苦悶，暫忘現實的焦慮，欣賞驚人的奇觀，重拾愉快的回憶，享受身心的歡暢；而對歷史博物館、慘劇遺址、名人故居深感興趣，是想悼念無辜的消逝，了解過去的生活，汲取前人的教訓，保存時代的記憶，警惕崩壞的來臨。同樣是沉浸於現場實景的遊歷，一熱一冷，出發點截然相反，倘若成功給合兩者，自然是難忘的感官與思想衝擊。

樂園有幸福無血腥更不寒而慄

祖納芬基里沙(Jonathan Glazer)自編自導的新片《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2023)就是這樣不易消化的電影。故事不複雜，但需略為認識納粹德國的歷史——電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赫斯(Rudolf H?ss)一家為主角的歷史想像。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實行「最終解決方案」，種族滅絕計劃下大量歐洲猶太人被屠殺。今位於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就是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所在地，送進此處的猶太人被迫做極嚴苛的工作，然後被集體處決或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喪命者逾百萬人。

這段歷史之殘酷與恐怖，不易為現代人想像，數十年來人類不斷回顧、悼念、反省，既不願悲劇重演，也欲探究何以會發生這種極惡的集體罪行。反思種族滅絕的電影不少，但如純粹強調集中營之恐怖，大聲譴責加害者，看似站在道德高地，不過是消費亡者，對認識歷史無甚幫助。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曾言「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生出滅絕暴行的文化無疑是野蠻的，一切譴責野蠻的文化產物包括詩歌，其實亦矛盾地使野蠻文化得到延續、流傳，未能真正批判；但後來他修正說法，痛苦的事固然應該表達，受折磨的人也有吶喊的權利。如何呈現集中營的暴行而又不令「揭露」淪為「奇觀」，創作者必須認真思索。

《特》中的赫斯一家，並非面目猙獰或外貌冰冷的典型反派，電影主要以他們在集中營旁邊的家園為敘事舞台，這座別墅也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樂園」︰面積既大，明亮光鮮，家具擺設皆有品味；他們自建水池方便派對，也有園地蒔花養草，還有不敢造次的傭人使喚；附近既有資優校園讓小孩上學，同時有茵綠的鄉郊和清澈的溪流可供假日消閒。整齣電影聚焦赫斯一家的生活點滴，沒有任何一刻拍到別墅旁圍牆內的集中營情况，觀眾只能在他們的生活日常之中，聽見背景傳來不近不遠的槍決聲、呼喊聲，或看到營頂煙囪透出來的火光和燃燒屍體的黑煙。只有「幸福」的景象，沒有血腥鏡頭，卻更使人不寒而慄。

特權階級「惡的平庸性」

祖納芬基里沙想呈現的，是至今皆然的可怕現象︰許多特權階級、中產家庭，只擔憂柴米油鹽和工作升遷，明知體制在行惡，卻說服自己只是執行命令，盡忠守法，完全不關心他人的命運。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曾深入探討人性「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過往常譯為「平庸之惡」，並不準確)，以許多納粹黨人為例，他們絕非愚鈍盲從或嗜殺為樂，甚至在執行任務時展現精明的效率，但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之惡，淪落淺浮，喪失思考能力。後來有研究指出，他們困於納粹反猶的意識形態，不管眼前現實為何，只奉國家和元首的想法、政策為絕對正確，這不單是恐懼違背命令的後果，而是內化了意識形態的影響。

那麼《特》能揭示這種「意識」的複雜性嗎？在使觀眾「細思極恐」方面，導演愈是將「樂園」拍得美滿空洞，無疑愈能突出可怕的浮淺。然而，完全避開大屠殺的畫面，又小心翼翼不欲令觀眾同情赫斯一家，在「情感」方面難以和觀眾聯繫(更遑論帶領觀眾反思現今世界各地的悲劇)，只拍出「樂園」內各種平視、遠觀有如監視的鏡頭，事實上也是另一種「奇觀」。

若《特》是一部十來分鐘的短片，筆者會很佩服創作者的概念和執行能力，不過拍成長片，雖能激起討論，但深度欠奉，頗為可惜。延伸本文首段所討論的，參觀展館，除了知性的衝擊，也要有情感的連繫，又不能帶着遊覽樂園的心態，才是真正的歷史學習。電影實在應該跟《天堂無門》(Son of Saul，2015)對照看，後者完全以關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主觀視角出發，同樣不賣弄血腥，卻有種更教人不忍直視的可怕，當可補充《特》之蒼白。

■作者簡介

陳廣隆 - 中文教師，影評人，「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著有《誰是金庸小說武功第一人？》。

文：陳廣隆

圖：安樂影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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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同樂第6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