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緣何有黃金屋？ —統治階級的角力（一）
【明報專訊】財政預算案提出代繳文憑試考試費引起軒然大波，考生寧願自掏腰包也不想更多人應考影響成績。風波核心固然是一考定終身的傳統科舉文化——不過相比考試費風波的拙劣政治智慧，科舉則高明得多：它的興盛本身就與權力鬥爭有關。
科舉 不問背景只問才能
政治正確地說，科舉能成為存續最久的選拔制度，乃至現代全球考試及文官制度都有其影子，在於其先進思維：廢除世襲，不問背景只問才能，公開的考核範圍，劃一的考試，與現代追求公平的價值觀接通。相比中世紀西方仍是貴族政治，中國已構築出高流動社會。
但在科舉成為定制的唐代，卻毫無這種迹象。唐初宰相多純屬望族，至晚期則多兼具功名，貴族因素似已減輕；但政權中樞始終由世家大族壟斷，甚至不少著名的失意詩人如杜甫、李賀、溫庭筠都是望族之後。這源於唐代社會承接魏晉，仍以士族為中心，而這些士族更有等級之分。
唐代一個獨特現象是，作為地方豪強的山東(中原地帶)士族，卻不願與君臨天下的皇室結親——在社會眼中，比起來自關隴(陝西甘肅一帶)的皇族，中原的魏晉高門尊貴得多。有見及此，唐初一邊任用山東士族以攏絡，一邊積極遏制，不准他們自行婚嫁，官修《氏族志》更強行把他們壓於皇族之下，但效用皆不彰。
唯一效果顯著的，是大興科舉。不少官員論科舉時都提及門閥世襲弊病，如武則天時薛登說「晉宋之後衹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玄宗時趙匡謂「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認為科舉有改正之效。唐中期起科舉更漸以考核詩文的進士科為仕進大宗，地位最高、重視經學的山東士族首當其衝，只能踴躍應舉以保地位，從前期在文壇不算活躍到後期致力於文學，漸與其他士族無異。
制度進步了，寒士(出身低微的讀書人)卻未太得益——科舉登第者多為士族，寒士佔不到兩成(註1)。縱然特權被削，望族的教育及人脈優勢仍大，進士王冷然即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後期常被誤當「寒門對高門」的牛李黨爭，雙方成員便多屬進士出身的望族(註2)。
宋代始 科舉變皇帝收兵工具
到了宋代，故事才終於改寫：唐末五代動亂令士族消亡，加之打破知識壟斷的印刷術成熟，寒士崛起，宋代科舉完全成為皇帝的「收兵」場所，君主獲得終極勝利。至君權更盛的明清，科舉重點考核四書五經，士大夫只剩下「忠君愛國」一途。時至今日，我們仍常看到權貴一邊說知識與(營商)自由重要，一邊誇讚國家在專制體制下強大起來——在中國人眼裏這並不矛盾。
■文化解碼
東西復古思潮 同是歷史轉折點
世界歷史教科書必然大書作為歐洲歷史轉捩點的文藝復興，其實早在11世紀中國也已出現「文藝復興」——同是在貴族政治崩塌、知識分子冒起的背景下，歐洲重新提煉古希臘羅馬文化而重視民主、自由，宋代則重新提煉儒學而強調孔孟道德觀，因而宋人的道統觀念為歷代最強，《論語》、《孟子》的地位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結晶就是理學。
不過受局勢影響，踏入南宋後知識分子已漸趨保守，朱熹、陸九淵的學說雖受歡迎，卻無復北宋各家爭鳴的活力。元代起朱熹學說成為官學，令明清教化極強調道德，同時亦令社會穩定而陷於僵化，失去舊日向外探求的興趣，甚至輸入朱子學的日本與朝鮮亦面對相同困局。
註1：毛漢光《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統計：唐代統治階層士族66.2%、小姓12.3%、寒素21.5%；科舉登第者士族69%、小姓13%、寒素18%，當中進士科最懸殊，士族71%、小姓13.1%、寒素15.9%
註2：教科書一般把牛黨歸為進士科新貴，李黨則屬門蔭或明經入仕的高門，但現代研究顯示，兩黨人物皆以進士科出身的士族為主，且同樣雜有關隴、山東等不同士族的成員，故現在學者一般認為牛李黨爭應是不同政見的士族鬥爭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語文同樂 第3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