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樂頌2》折射中國階層變貌
《歡樂頌2》收視熱度持續走高，這部電視劇圍繞五個個性鮮明的女性角色展開，呈現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闡釋多元化的中國女性形象，面對都市、階層壁壘，回歸原始情感需求，展現中國女性自我意識正逐步覺醒。雷昕芸、晏婷
國產劇《歡樂頌2》重磅回歸，登陸熒屏，日前在東方衛視首播，收視熱度持續走高。延續第一部的故事，《歡樂頌2》仍由東陽正午陽光影視有限公司原班人馬打造，「五美」重聚熒屏，繼續講述五個性格迥異的女孩在上海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故事。
該劇第一部自二零一六年開播以來，平均收視率達百分之一點二一三，網絡點擊量突破一百億大關，成為當之無愧的同期收視領跑者。不僅如此，自海外上線之日起，《歡樂頌1》流量一路飈紅，截止收官當日，該劇在YouTube上總點擊量突破五千零三十萬，在華語劇目中排名第一，成為YouTube平台二零一六年最受關注的電視劇。
《歡樂頌1》一經播出，即引發線上線下的熱議，堪稱年度「現象級」影視佳作，更被廣大觀眾視為了解中國大陸最真實情況的窗口。如今，《歡樂頌2》回歸，首播當日網絡播放量就已突破四點七億，「五美」的命運走向引發觀眾熱烈討論。《歡樂頌》編劇袁子彈月前接受亞洲週刊專訪，談她的創作心路歷程。
調整原著調性傳遞溫暖
將阿耐的同名小說《歡樂頌》改編成電視劇，這對涉足重大歷史革命題材劇較多的袁子彈來說是一次不小的挑戰。
儘管袁子彈表示，「這次能夠寫一個和自己生活相對接近的劇其實還蠻驚喜的，更容易調動自己平時的生活素材。我在上海待過四年，然後也有打過工，也有和朋友合租過，所以像這樣的生活對於我來說是很熟悉的」，但她也坦言，之前寫重大歷史革命題材的經驗讓她更在意作品傳遞的一些東西，「我不希望《歡樂頌》像那種完全飄在上面的偶像劇，或者是像三天一大吵、兩天一小吵的婆媳劇，我還是更希望它有一種生活的質感，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脈相承的吧」。
電視劇《歡樂頌》雖然劇情高度還原阿耐原著，但袁子彈在編寫劇本的時候也做了一些調整。
她表示「原著在調性上面更偏重於人物類型的開掘，整個調子更冷峻一點，但是電視劇的主旨想要突出這五個女孩的友情」。
此外，原著在某些方面會偏重於對安迪和樊勝美這兩個人的刻劃，對剩下的三個女孩琢磨較少，而她在編劇中補足了這一部分內容，希望形成一個「五線並行」的架構，通過這五個女孩的互動向觀眾傳遞一些更溫暖的東西。
但怎樣拿捏「五線並行」的結構，同時去揣摩五個女孩的心理狀態，讓大家看到不同的人在看待問題和處理事情上面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對袁子彈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故事基本上以二十二樓為中心，在很多的小細節裏面用大事去做勾連。比如說全劇只有安迪的身世是一條公線在外，別的女孩發生的事情就是連著四個女孩都會來參與的這種。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這五條線有平行游走的部分，但是在某些點上面需要把它拉回來，這個節奏感比較重要。」
除了節奏，怎樣在生活化的小事中間寫出趣味來是她面對的又一難題，「我們會把這五個女孩可能兩兩分組，三三分組，你經常能看到這種場景像是上班啊，在家裏晚上的時候聊天啊，包括一起打牌，約會，我們用這樣的場景呢，其實是把五個女孩生活中的狀態集中起來，然後形成一個參照，並且從一件小事反映五個女孩截然不同的態度。比如說樓上漏水的事，小蚯蚓是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聽別人主意的，然後樊勝美是想要逃避責任的，關雎爾是想承擔責任但是沒有辦法，不知道怎麼去承擔的，安迪是既有主觀能動性，又認為逃避責任是不對的，所以我們盡量就是在一件事情裏面引入多元化的觀點，這樣的話我覺得，即使是一些很普通的日常，沒有那種巨大的爭吵，你也一樣能夠感覺到五個女孩的個性」。
了解中國社會發展的窗口
同樣是設定發生在上海的故事，相比《小時代》的「浮誇」，《歡樂頌》可謂「接地氣」，探索並呈現了中國內地當下的社會現實，就連細節的處理也反映了上海最真實的市井生活和年輕人的打拼狀況。對於劇中五個女孩身處的歡樂頌小區，觀眾一開始就可以發現房租價格為每個月八千元，後來價格上漲。由於劇中安迪和關雎爾上班的地點都在上海陸家嘴，安迪曾透露要求自己居住的小區開車上班不超過二十分鐘，按照這樣的條件，據調查，像歡樂頌這樣檔次的小區在上海的掛牌報價約為七百五十萬，兩室兩廳房型每月租金價格約為八千八百元，劇中所提的價格在合理範圍之內。此外，上海房價快速上漲，對於像樊勝美、邱瑩瑩、關雎爾這樣來上海打拼的女孩，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對於劇中反映的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袁子彈表示《歡樂頌》所討論的問題其實都具有社會通性，不僅大陸的年輕人會面對，香港甚至世界的年輕人也會面對。
「比如說貧富差距，職場的夾縫求生存，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女生到底是應該獨立自主還是靠著男人來抓住世界」。她認為﹕「比較具有大陸特色的是一個城鄉差異的問題，或者說是都市化進程的不徹底，和接軌上的落差。比如說，樊勝美的爸媽來到大城市，他們和這個城市的格格不入，我覺得這個是因為中國近年來都市迅猛發展，使得很多本來的非城市人口變成了城市人口，這種人口流動之後，它會有一些痕跡，這些人口融入城市是需要時間的。」
《歡樂頌》熱播之後，觀眾對中國社會階層分層和階層固化問題的討論熱度似乎遠大於五個女孩之間的友情，有網友甚至拋出了「中國社會階層劃分表」，對劇中每個角色所處的階層進行分析並結合自己的情況對號入座。他們覺得，其實大多數人都是樊勝美、邱瑩瑩或關雎爾，有些人資質平平，奮鬥大半輩子都不可能進入安迪所處的階層。
對此，袁子彈表示階層問題並不是《歡樂頌》想要表達的中心，她很喜歡以階層差異下五個女孩的溫暖友情作為劇的切入點，並且她本人也十分相信這樣一種友誼是真實存在的。她說：「我最近挺受打擊的一點是有人會對我說，這樣的五個女孩怎麼會成為朋友，階層也不一樣，見識也不同，閱歷也不同。大家太注重外在的東西，我覺得友誼、愛情、親情以及偏情感的東西它不是由外在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說你只和自己同階層的人交往，或者說高於你的階層你想去結交，低於你的階層你不願意去結交，大家其實是很難有真正的友誼的。我覺得要讓這些情感回歸原始的情感需求，而不是從階級來判斷他們是否應該交朋友。」
袁子彈坦言﹕「我覺得這恰恰是五個女孩、整個二十二樓存在的意義所在。我們其實是希望大家可以打破都市帶來的壁壘，能夠勇敢地接觸跟自己不一樣的人。我覺得現在都市把我們隔在一個一個小格子裏，你可以用各種的標籤把自己和這個社會隔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和他一定無法溝通。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不是那麼絕對的，所以二十二樓的意義就在於向你證明，友誼也好，奮鬥也好，包括愛情也好，它是不分階層的，也是沒有高低的。」
中國特色的女性視角
《歡樂頌》塑造了五個個性鮮明的女性角色，這五個女性角色幾乎可以覆蓋中國相當一部分的女性群體，很多觀眾表示角色非常有代入感。袁子彈在改編的時候，保留了原作者對五個女孩的人物設定，但更突出了五個女孩迥異的性格。
戲裏邱瑩瑩、關雎爾和樊勝美是最能引發觀眾共鳴的三個角色，袁子彈說：「邱瑩瑩是那種充滿熱情、帶點天真、勇敢面對生活的人。關雎爾是乖乖女，她很溫柔，善解人意，但是相對而言就缺乏行動力。樊勝美很仗義，看起來非常世情通透，但是與此相對應的卻是其實她有一顆非常虛榮的心和一個非常拖累的家庭，一個非常重男輕女的家庭。她其實是受家庭困擾最多的，也是我認為自我女性意識覺醒最遲的一個角色。」
除此以外，作為上層社會的代表安迪和曲筱綃則是相對來說更被熱烈討論的角色﹕「安迪是比較聰明獨立自主的那種女性，她其實更符合我們心中女性的理想形象。但是她可能有現代社會的通病，就是越往高處走的知識分子，越難以跟人建立真正的親密關係，她不知道如何與人交往。曲筱綃是那種不顧及他人感受、很難產生通感、很難與別人共情的人，她很難理解別人，因為她可能從小活得比較囂張吧，很自我，但是呢，這樣一個女孩卻有她很義氣的一面，她並不是出於惡意。她這個人看起來活的自由自在，但其實她也會有自己內心的問題，這個可能在之後的兩季裏面會看得更明白一點。」每一個觀眾或多或少都能在這五個女孩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歡樂頌》裏，男性角色反而成為了襯托紅花的綠葉。「我們的男性角色戲份有點少，但是我們也極力希望男性角色能夠有自己的色彩。比如說奇點，我們想塑造一個真正的中年精英男性，他有戒心，但是這不證明他的愛情是虛假的，他也有熱情，但是另一方面，他愛你的同時他也愛自己。然後像劇中很受歡迎的趙醫生，我覺得可能改變了大家對知識分子清高的固有印象。他在醫院裏可能是精英，出了醫院以後他也像一個普通人一樣。還有像王柏川這種真正的好男人，可能很多女生會蠻喜歡這種男生的。很難得有這麼純的一份感情，儘管社會和現實有重重重壓，但是依然不改初心。還有應勤，他是那種初戀的感覺。戲裏的這些男性人物，我們雖然給他們的空間不多，但他們都代表著某個類型的男性。」
很多觀眾都很喜歡包亦凡，袁子彈也笑稱：「小包總是這部戲很難忘的一個形象，既浮誇，又有內涵，又是一個有擔待的男人。」
有評論指出《歡樂頌》是一部反映中國女性女權意識覺醒的都市劇，在這部劇裏女人不再為男人而活，而是思考如何依靠自己在這個世界安身立命。由於《歡樂頌》的原作者阿耐本身就是一個獨立女性，她曾說過，「我當然是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但是我生活在一個男權社會」，所以她似乎更能觸到當代女性的痛點，激起大家強烈的共鳴。
《歡樂頌》對於女性角色的刻劃也反映了目前中國社會對「女性」的獨特定義。袁子彈說：「中國的女性形象跟西方是不同的。中國女性的需求現在比較多元化，既有像西方女性那樣要求獨立自主、要求平等工作的，也有認為維繫好一個家、照顧好一個家才是最高榮耀的。正因為中國進入這種大都市和工業時代比一般的西方國家要晚，所以女性的甦醒也表現出不同的形態，有些女性可能接觸西方的東西比較多，接觸女性獨立思想比較早，她已經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是也會有劇中像樊勝美那樣就是被家庭、被道德所綑綁，對自己認識不足的女性的存在，這樣的女性甚至還有很多。」
單身女性改變世界的能量
中國的女性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掙扎在男權社會，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大量的影視劇題材在描寫女性時局限於婆媳爭鬥、對付小三、宮廷算計等等。
可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女性的「自我意識」正逐步覺醒。在某種程度上來看，《歡樂頌》也算是一部為中國當代女性正名的都市劇，單身女性也擁有創造世界改變世界的能量。
很多觀眾都期待能成為如劉濤主演的「安迪」一樣獨立自主的成功女性，但是單純地把「成為女強人」理解為「女權主義」是有失偏頗的，袁子彈認為：「女權的這個概念在中國是多元的，不同的女人需要的生活，和對女權的定義都不一樣，甚至對女人的定義、對生活的定義都有不同。」《歡樂頌》希望傳遞的女性價值是不同階層、不同知識背景的女性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長，擁有自己的生活，在思想意識上的獨立才是中國女性的重大進步。
袁子彈之前的作品大都涉及重大歷史題材，《歡樂頌》是她的第一部都市女性題材的作品，隨著《歡樂頌》的走紅，這位年輕的八零後編劇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袁子彈在接受採訪時表現得非常爽朗，很多人覺得她的名字很有意思，帶著幾分男孩子氣，她也很大方地分享說：「這個名字是我爸媽取的，從小到大我都叫這個名字，比較搞笑。爸媽可能是想讓我一鳴驚人吧。」
一邊看美劇一邊寫作
二十歲就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的袁子彈，其實有一點安迪式的「少年天才」。在走出校門後不久，她在上海從事了四年廣告業，這讓她在創作《歡樂頌》的時候有了更多的參考經驗。袁子彈喜歡在晚上寫作，常常一邊看美劇，一邊寫，實在寫不下去的時候會聽聽音樂。美劇的節奏和敘事結構等也為袁子彈提供了寫作參考，作為美劇的粉絲，袁子彈更是笑稱：「我最高紀錄的時候，一個季度可以追七、八部美劇。」
除了愛看美劇，平時有空的時候袁子彈也愛閱讀。「我非常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還有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紅樓夢》給我樹立了一個比較中式的審美觀。然後《約翰·克里斯朵夫》讓我重新考慮了作為一個人生存的意義，我覺得它那種個人英雄主義的情懷深深感染了我，燃起了我對藝術的熱忱。可以說我是被感染才會很想當一個作家。」
希望寫西南聯大的劇本
作為一個年輕的八零後，袁子彈很喜歡歷史，她透露最近在忙一部民國傳奇的劇本，「我對抗日戰爭初期的上海很感興趣，特別是那種文化交雜的狀態」，除此之外，她還希望能將關於西南聯大的本子寫下去，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中國老一代學術精英的形象」。
袁子彈對愛情也很勇敢，敢愛敢追求，「我會比較在意智商，第一看男生聰不聰明。聰明的話會有很多話題可以聊。我不是太在意外表和金錢。我是那種我喜歡你就會很明確地讓你感受到的人」。但同時，袁子彈也是一個對感情很理性和獨立的人，「我覺得不管愛情多濃烈，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是愛的時候也要盡量投入，因為不投入的話所得必然甚少。如果妳計算著投入，感情的濃度就會降低。還要有一定的距離，你要清醒地認識到哪怕沒有任何人你也能很精采地活下去。只有在你是一個很優秀的人的前提下，你才可能擁有精采的愛情」。如今事業有成的袁子彈也甜蜜地表示「已經遇到了Mr. Right」。
像袁子彈這樣當紅的編劇已經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星，在被問及編劇費會不會水漲船高的時候，袁子彈說：「有優秀的團隊，不給錢我都想合作。現在中國編劇的費用有高有低，但對於我本人而言，這不是我最關注的，我更在意的是題材是否合適，合作班底是否優秀。編劇產生的還是更偏精神性的東西，不應該以錢作為標準來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