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A歷7年洽商後功敗垂成，具有多重的政治象徵意義。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陳偉信向本報指出，歐盟是否有能力與其他國家簽署新型自由貿易協議頓成疑問；另隨着英國脫歐談判在即，需要商討出新的英歐貿易協議，CETA及其落實過程本被視為相關藍本，但這次失足卻為未來談判蒙上陰霾。 歐盟對外達協議能力成疑 陳偉信指出，這次困局源於2012年達成的《歐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議》(EUSFTA)，涉及諸如「投資者-國家爭端調解機制」(ISDS)及貿易保護等內容，部分成員國質疑這些新元素不符《里斯本條約》的「外來直接投資」(FDI)定義，要求分享決定權，故歐盟執委會兩年前向歐洲法院尋求意見，迄今未有結果。由於CETA有類似內容，故今次歐盟採取保守做法，即同時要求成員國政府批准簽署，以免歐洲法院到時有不利裁決時令協議被取消。 一般而言，成員國中央政府同意的話，協議阻力不會太大，但陳偉信稱，比利時2001年的第5次國家改革中，恰恰容許地方政府對國家外貿協議有決定權，變相造就今次瓦隆大區可以獨力阻擋CETA。 正如加拿大貿易部長方慧蘭的質疑，歐盟經此一役後與外國達成貿易協議能力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不過陳偉信認為，關鍵在於歐洲法院作出什麼裁決，倘若ISDS等新式貿易協議元素被列為歐盟全權負責的談判範圍，則今次個案只是特例，否則未來歐盟對外貿易協議的簽署都要像今次般須經各員國同意，即使不是像瓦隆大區般有獨特權力將協議截停，其他成員國的政府也可能面對地方政府更大的直接或間接反抗阻力。 小區阻攔CETA 突顯反美意識 這點對即將與歐盟舉行脫歐談判的英國而言不是好消息。陳偉信指出，以往英國習慣只須與歐盟委員會和其他27個歐盟成員國打交道，如果今次不是特例，則英國難免要同時接觸各國地方政府，令談判倍添複雜。他續指，瓦隆大區阻攔CETA之舉，某程度上是歐洲部分民眾反全球化及反美意識形態的展現，憂慮美國企業會鑽「法律罅」，透過CETA的ISDS控告歐盟成員國，自然會對與美國經濟和政治關係上比加拿大更密切的英國戒心更高，相信會是脫歐談判的另一重大障礙。明報記者 周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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