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第一周台灣都纏繞在死亡的陰影中。
一個8歲女童在小學校園中遭到歹徒闖入割喉而不幸死亡，引起整個社會喧然，充滿着憤怒與悲傷。
我也會憤怒到覺得這些傢伙死不足惜，畢竟他們奪走了美麗的玫瑰們，他們犯下的惡太過殘暴。
但我也想了解每個殺人者背後的故事，並且我也好奇殺了他們就會減少下一個殺人犯嗎？
香港社會或許難以理解，沒有一個議題比死刑╱廢除死刑更能牽動台灣人的敏感神經，更造成人們的分裂，畢竟這是對於生命價值的看法。
每次的殘酷殺人事件後，這個社會就開始陷入莫名的癲狂。許多人激動地要求快點處死嫌犯，例如此次事件馬上有人要組織遊行，主張「請政府遵守法律，該判死刑就該判死刑，而不是為了不判死刑而找盡各種理由，法庭是用來判決，不是用來聽故事或者做治療的！沒有任何配套的廢除死刑，是逼人民動用私刑」。
電視名嘴們不斷煽動人們的惶恐與悲憤，而惡劣政客們如國民黨籍蔡姓立委則不忘政治鬥爭：「這是台灣的惡魔，該判處死刑！但是蔡英文說，廢除死刑是普世價值，去她的普世價值！」
最離譜的是，許多人痛罵長期推動廢除死刑的NGO「台灣廢死聯盟」，有人詛咒他們被殺害，有人直接對他們人身進行威脅。這一切彷彿台灣已經廢除死刑，甚至剛剛廢除死刑，所以一個慘案發生，會有這麼多人情緒性地痛罵廢除死刑主張。
但事實上，台灣不但有死刑，且過去幾年還處死過不少人。
激憤者們當然大多是善良而正義的。但在這種素樸義憤湧現的背後，尤其是在經過媒體操作和煽動之後，我們卻可能被黑暗陰影所虜獲：一個平常溫柔的父親在臉書上說，希望下一個被殺死的是廢死聯盟；另一個平時理性的朋友說，台灣雖然有死刑，但處死的太少，有名無實——所以，一年要殺戮多少人才算是真正有死刑呢？
殺殺殺殺殺。我們開始信仰暴力，信仰國家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開始恐慌。去年5月捷運殺人，電視名嘴說在捷運站要重裝守衛，學習北京地鐵站檢查包包；這次校園殺人，有人說要把牆築的更高。我們把自己牢牢地守衛起來，也把我們的心和腦封閉起來。
認識產生罪惡的社會脈絡
於是，我們失去理解他人的能力，拒絕更深刻地理解嫌犯的生命故事——當然理解不是為了赦免他們的罪惡，而是為了不去簡化人性與罪惡的關係，並且透過對產生這些罪惡(或者「怪物」，如果你這麼認為)的社會脈絡有更豐富的認識。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去面對和解決問題，防止更多的犯罪。
我們甚至喪失了思考的意願。悲劇產生的痛心感和正義感，轉化成對嫌犯和廢死主張者的仇恨，以及對另一場血腥死亡的期待；彷彿以正義之名凝視他人的死亡，就可以遏止罪惡的發生，而毋須去思考問題的複雜面向。
諷刺的是，在這過程中，媒體收視率增加了，名嘴和政客得到廉價的掌聲了，世界卻不會因此被改變，除了不斷蔓延的黑色陰影。
廢死聯盟前法務主任苗博雅發文說，根據日本法務省的研究，61件隨機殺人案中，有22件動機是「對自己的境遇不滿」，10人是「對特定人士感到不滿」，9人是因為「自認無法在外生活而想要坐牢」，6人是「想自殺、想被判死刑」，5人是基於有殺人的欲望。法務省對於防範隨機殺人事件因此給了兩大建議：一、對於有前科者給予正確的處遇。二、整體社會政策方針：例如穩定就業，讓所有人都可以依據其意願發揮能力；對精神障礙者給予正確處遇；對於自殺高危險群進行自殺防治輔導。
她認為，此前的湯姆熊隨機割喉案、捷運隨機殺人案，以及此次小學隨機割喉案，3位加害人的共通點都是「對未來喪失希望」。因此，她主張關鍵是透過制度改革，讓台灣成為人人都有機會幸福、尊嚴地生活的國度，如此才能阻斷養成「怪物」的路徑。
死刑無法阻止這場悲劇
你可以不同意上述日本法務省的分析和苗博雅的理想，你也可以在研究過各種論述分析後，依然相信死刑在道德和現實上比廢除死刑更好，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死刑制度無法阻止這場殘暴悲劇，咒罵廢死聯盟也無法阻止下一場悲劇；我們更要承認我們尚未能真正理解人性中那些黑暗陰冷的角落，那些難以抵達之謎。關鍵是，作為一個道德共同體，我們容或有不同價值，但願意共同認真思考事件發生的原因，嘗試理解人性中的幽微灰暗，討論制度的作用與限制，而不是被悲憤的情緒與簡單的思維綁架。
2011年7月發生於挪威於特島的重大槍擊案後，一位悼念者說，「他(殺人犯)奪走我們最美的玫瑰，可是帶不走一個春天」。是的，8歲的美麗玫瑰悲傷地消逝了，但每一次的悲劇應該讓我們對悲劇的產生有更多的理解，應該讓我們開啟更多場新對話的，並且讓這個社會更帶着悲憫尋求良善的春天。
作者是台灣評論家
前《號外》雜誌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