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經濟學家向來認為社會效率跟平等有所謂「交換」(trade-off)關係，但這說法已愈來愈受質疑，貧富懸殊除了涉及公義問題外，亦引伸社會及經濟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及人口老化兩大問題夾擊下，發達國及地區在推動經濟增長及維持平等上正面臨什麼困局？又有何出路？均富社會是否遙不可及？本報將一連兩周探討。明報記者 羅睿琪

日本曾以作為「全民中產社會」而自傲，但社會貧富差距問題近年重燃對「格差社會」(不平等社會)問題的關注。儘管日本社會整體仍屬富裕，財富分配亦非極端懸殊，但經濟泡沫爆破導致勞動力市場結構改變，大部分勞動人口被迫從事待遇較差的非正規職位，終使收入差距日漸擴大，中產階層崩潰。

經濟不景 日本陷格差社會

日本自二戰後經濟迅速發展，並因政府施行較平等的財富分配政策，使貧富差距縮小，逐漸形成主要由中產階層組成的穩定社會，多達九成國民自認屬中產階層一員。惟九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爆破，陷入長期經濟衰退，導致社會結構改變，縱然日本整體仍是富足的國家，但貧富懸殊卻日漸加劇。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調查顯示，日本的堅尼系數由1985年的0.304增至1995年的0.323，2009年更升至0.336，反映日本實際上正逼近貧富懸殊嚴重的美國或英國，並非如大部分北歐國家般有較平均的收入分佈(詳見表)。

鐵飯碗難求 低收入人口增

值得留意的是，日本財富分配並非極端懸殊。瑞信研究所《2014年環球財富報告》指出，日本最富裕的10%所擁有的財富佔國內整體財富不足50%，比例遠較美國或香港的逾70%為低，在財富分佈上屬於低度不平等地區。在四十六個調查國家中，僅得比利時與日本水平相若。

日本天普大學亞洲研究主任金斯頓(Jeff Kingston)向本報表示，日本的經濟不平等的主因，在於勞動力市場結構改變，導致低收入人口增加。由於經濟不景，許多日本企業不斷減少正規員工人數，改為聘用合約制員工或臨時工，以減輕薪金與福利支出。現時從事兼職、臨時工或外判職位的勞動人口已佔整體勞動人口的38%，較二十年前增加近一倍。他們置身條件欠佳的勞工市場邊緣，薪金低微，沒有晉升機會，亦缺乏工作保障，當中約一千萬人屬年薪低於二百萬日圓的在職貧窮人士。相對之下，終身聘用制的僱員平均年薪約五百萬日圓。

《經濟學人》指出，以往日本企業採用終身聘用制，按照僱員年資向上調整薪金與福利，旨在保障僱員收入相對平等，不過這種制度已被不少日本民眾批評為「劣質平等主義」，認為工作表現無法獲應有獎賞，令經濟喪失動力，同時加劇收入不平等。

論資派薪惹劣質平等爭議

歐洲委員會資助的「堅尼系數研究計劃」2013年就日本不平等情�G發表報告，指出老年化亦成經濟不平等的催化劑。日本人口減少，勞動人口供養退休長者的擔子不斷加重，由1950年的每十人供養一人，變為2000年的每四人供養一人，預計2025年只餘下每兩人供養一人。加上現時約31萬億日圓的社會保障預算中最少70%用於長者服務，只有4%用於兒童保育，缺乏支援的低收入階層憂慮經濟能力不足應付育兒需要，導致出生率降低，加劇人口失衡。擁有較多經濟及政治優勢的長者與難以脫貧的年輕一代差距將愈來愈大，長遠甚至拖垮日本整體經濟。

日本政府未能提出有效政策應付不平等問題，令貧窮人口比例連年上升。厚生勞動省去年公布《國民生活基礎調查》顯示，2012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為537.2萬日圓，相對貧窮率達16.1%，即約每六人就有一人陷入貧困，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排名第六。摩根士丹利日本首席經濟師費爾德曼(Robert Feldman)指出，日本創業率長期處於低水平，反映日本並非因富裕階層創造大量財富而形成的經濟不平等。如果不透過改革，讓人可透過努力獲得獎勵，推動經濟增長，恐難以擺脫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