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伊拉克曾發生日本人質事件，當時日本社會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即日本人質在被扣留期間過得好好的，但回國之後卻因為被同胞謾罵而患上了精神病，惶惶不可終日。11年後的今天，同樣發生了日本人質事件，這次兩名同胞無法活着回國，但日本國內依然出現「人質責任自負論」，譴責自由記者後藤健二和他的家人為國家添麻煩。昨日，《讀賣新聞》的最新民調顯示，83％民眾認為如果日本人不聽政府勸告，在海外捲入恐怖主義事件，責任自負。這個民意，和政府立場保持高度一致。
日本政府乏保護國民意識
十多年過去了，這個無論從歐美觀點還是中國視角來看都非常奇怪的社會現象，不斷在日本重現。為什麼日本人沒有把焦點放在如何對付恐怖分子，而是去譴責為人類和平事業作出貢獻的本國自由記者呢？
有海外經驗的日本立命館大學政治學者上久保誠人撰文指出，海外日本人圈子中過去有一個常識：即一旦在海外遇險，大家首先會前往英美大使館避難，而不是去日本使館。據他分析，日本政府保護本國人的安全意識很淡薄，他在商社的前輩曾談到，遇到險情時日本人根本進不了日本使館，有的還曾被趕出來。
的確，回顧歷史，在二戰期間最為慘烈的沖繩戰役中，日軍吃了敗仗，反而強迫隨行的日本平民自殺效忠，沒有把民眾作為一個有尊嚴的個人來加以尊重。日本，更像一個高度凝聚的部族。在這個部族裏，最小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小團體。個人的自由意志有限，要麼服從集體，要麼被集體孤立。
藉救人之名推集體自衛權
同樣，無論這次後藤的動機如何高尚，日本輿論開始認為後藤這個「個人」為日本這個「集體」添麻煩了。首先，安倍政府最近力圖強調去年曾三度警告後藤不要前往中東，言外之意是事情發展到今天，完全是後藤個人的責任。安倍及其內閣官員在國會被在野黨問及是否在1月出訪中東前知道人質事件時，答辯閃爍其辭，聲稱出訪前國安會並不知道有人質被扣留。不過，朝日電視台早前披露，安倍1月中出訪前，外務省曾建議延後訪問，但他未採納。對此，安倍政府一概否認，並指控老對手朝日無中生有。有日本評論家質疑，去年安倍打着營救海外日本人的幌子成功修改了集團自衛權的解釋，但如果日本人在海外真的出事了，面對的下場很可能是被要求各位同胞責任自負。
崇尚集團主義和強者至上
在社會層面，印尼前總統蘇加諾的日本小妾——經常出現在日本娛樂節目的黛維夫人在事件後也公開發話，引起反響。她在網上大發厥詞，聲稱「這次事件人質是給其他人添麻煩了。如果可以的話，後藤應該自殺」，還稱「後藤母親多次在媒體前露面，我肯定不會這樣。自己的兒子給日本和約旦添了那麼大的大麻煩，而這樣的人還在向首相呼籲救救他？」在她的Twitter下竟然有1萬多人按「讚」，一度成為上周日本媒體的熱門話題。
以上風潮蔓延日本，說明這不止是一個政治現象，而更是一個文化心理現象。許多分析已指出，日本社會文化中強調不給集體添麻煩的集團主義規範，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同時，本次事件更折射出日本社會對待弱者和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族群缺乏包容的趨勢。日本評論家古谷經衡慨嘆，後藤健二為解救朋友前往中東，結果不幸遇難後反而在國內遭到辱罵。明治時期，政府還會為在海外遇害的日本人出兵(當然他本人並無為侵略戰爭辯護之意)，現在日本政府卻去指摘那些為世界作出貢獻的日本人，並得到大城市富有中產階層的輿論支持。當前的日本正在變成一個沒有同胞意識的社會，連明治時代的日本都不如。
戰後70年了，日本國內不少精英一直熱切希望外國能把「過去的軍國日本」和「今天的和平日本」區別看待。但從本次沸沸揚揚的事件中可以看出，過度的強調個人順從集團，毫無顧忌地欺負弱者，這些曾經在戰前導致日本人瘋狂邁向戰爭的隱性文化價值規範仍然在日本社會殘存。中國人跑到日本，看到日本人也用漢字，以為日本人的想法和中國人相差無幾；歐美人跑到日本，看到日本行自由民主制，也以為日本已是西方一員。然而，無論是漢化還是洋化，大家看到的或許都只是表象。在兩大文明的夾擊下，日本還是日本，那個隱藏的「和魂」，依然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