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不服崛起的中國？
6月20日，東京電視台「未來世紀」欄目在晚上黃金時段播放了一部有關中國「一帶一路」的特輯(圖)。該節目派遣採訪隊遠赴馬爾代夫和馬來西亞，探討中國資金進入當地後所造成的衝擊。主持人在節目結尾特意總結，日本必須學會精明地應對中國的崛起。
自中國總理李克強5月訪日以後，中日關係大幅改善，經貿合作項目日增。然而，從日本內部來看，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快速崛起，依然充滿疑慮。中國不少學者的對日論述，經常不自覺地強調中國GDP已經是日本的數倍，潜意識地期待中國經濟實力的轉强會贏得日本人的尊重。究竟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的？為何不少日本人對中國的崛起依然充滿不安？
挑戰日本先進國身分認同
日本不服中國的崛起，首先直接和其國家身分認同有關。從政治精英的整體認知來看，日本的國家身分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一直以來就和日本對西方的認識緊密相連，這一認識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治時期。在英國任教的日本學者Suzuki Shoko在2009年的著作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中指出，日本在明治西化過程中一直很明確地自我定位為文明國。歐洲標準的文明，從某種程度上促成了19世紀中日之間的衝突：一場文明國針對落後國的戰爭。
回顧戰後，「脫亞入歐」的思維構造在日本變化不大。京都精華大學講師白井聰在其新著《國體論：菊與星條旗》(集英社，2018)一書中指出，戰後日本國體的本質是「對美從屬體制」。日本在感情上一廂情願地依賴美國，而美國則狡猾地順水推舟，利用日本人崇美輕亞的種族主義心理在亞洲建立霸權。如今，日本依然格外強調日美同盟，甚至以近乎喪權辱國的姿態討好美國，很大程度上是想通過和美國的親密關係來證明日本在身分認同上的先進性。自由、人權、民主主義——這些用語在日本與其說是用來解釋日本政體的內涵，倒不如說是為了對外宣示日本是符合普世價值的先進國，用來區別非民主的中國的「落後」。正因為如此，即使近年來不少海外學者已開始突破思維定式重新審視民主政治，積極討論中國崛起背後特有的文化原因和西方民主化的局限(例如，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批評西方學者常以歐美的歷史經驗來解讀中國的現實；加拿大學者Daniel A. Bell則提出Political Meritocracy(賢能政治)的概念重新定義中國政治體制的本質 )，日本政治精英卻很少在公開場合討論這類恐怕會削弱自身優越感的話題。
僅靠經濟實力不足爭取民心
當然，日本政治精英對中國的態度，未必反映在日本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中。自2017年以來，有關「中國崩潰論的崩潰」的討論在日本社會出現，令人矚目。不少日本學者指出，過去數十年鼓吹「中國崩潰論」的書籍充斥日本市面，明顯不符合事實，內容重複且缺乏根據。《朝日新聞》編輯委員吉岡貴子在5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日本必須走出「包圍網」和「崩潰論」的主觀臆測，客觀看待中國發展。
不過從另一面看，如果中國覺得僅僅依靠經濟實力就能爭取到日本民心，未免過於樂觀。筆者曾經詢問早大日本學生：會否因為中國GDP超過日本而對中國心生好感？大部分回答都持否定態度。提到中國，不少日本學生很自然聯想到2008年的毒餃子事件和2012年中國對日抗議遊行中的搶劫現象。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國遊客在大阪烤肉店的不文明行為，也令不少日本民眾感到震驚。
和處於物質社會發展階段(注重社會秩序，強調經濟發展)的中國社會不同，日本已經邁入後物質社會，更注重環保，人權，性別平等，史蹟保護等軟性議題。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的新著《第四消費時代》(朝日新書，2012)就指出，日本的消費模式已經超越了通過財富來炫耀個人價值的利己階段，進入了通過消費來加強人與人之間連繫的利他模式。因此，中國未來需要構築能夠有力解釋自身發展模式的新外交論述，細緻地了解日本作為後物質社會所面對的難題，並通過創新技術協助日本社會解決困難，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對日外交的親和力！
張望日本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