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小三BCA在爭議中開考,教育局未有接受教育界的不記名提議,明言有必要評核學生成績,並以外地取消評核後表現退步為論據,頗有打倒以往宣傳「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意味。但大眾恐怕見怪不怪,因為中國的考試一直都追求效率。
古代教學重入仕 功利味濃
不僅中國,現時東方世界都採用應試教育,顯然有其歷史因由。古代東方各國都採用重視階級的君主專制制度,統治階層壟斷大多數資源,百姓要向上流動的最公平公開途徑就是選士制度,其成熟體就是科舉。正因科舉可直接決定前途,追求效率的應試教育便成為主流——不論唐代世族的家學傳承(明經科即以此為主),還是明清的學校教育,都離不開科舉考核範圍。
這從古代中西學府的授課內容可見一斑。歐洲中世紀大學與宗教關係密切,課程卻不限於神學而兼及文理各科,能相對自由地探尋各種學問;中國的學府卻集中於入仕教學,不單私塾與書院以科舉考核範圍為綱領,最高學府「國子監」亦是以講授儒家經籍為主,目的都在培育從政者高於充實學問,功利味道極重。
科舉愈趨狹隘 應試教育變迂腐
不過從學者認為東方教育知識根基較紮實看來,應試教育自有積極一面;問題是科舉考試範圍益發狹隘,由唐宋重視學養的詩文策論,到明清主攻四書五經指定注疏及八股文,應試教育也跟着變得迂腐,梁啟超便自嘲年輕的應試歲月「不知天地間於帖括(應試文章)外,更有所謂學也」。亦即後期科舉注重的,不再是考生的學問與創見,而是有多符合官方規格。
明清學術新風 抗衡「官方註釋」
但古人也並非完全接受這種「求分數」的考試。明代中期講求心性的「陽明學」大盛,清代知識分子興起研究訓詁、考證及校勘的「考據學」,都是以重新理解經典來抗衡「官方註釋」,民間更出現江永、汪紱、梁玉繩等埋首典籍而不考科舉的學者。只是在極權年代,民間力量終究不如官方意志:陽明學一度進入明代科舉,卻無法撼動八股文;考據學大大改變學術生態甚至影響部分考官的批改標準,還是改不了科舉整體的脫離實際。因而最終能令科舉終結的,只有比官方意志更強的暴力——外國侵略。
而現時教育制度仍講求應試教育及標準答案,與古代科舉相通,說到底也只是把考核範圍從四書五經換成各種學科,「求分數」大於「求學」還是未變。這樣看來,近年的TSA∕BCA爭議,可說是明清民間抗拒科舉的變奏,只是這樣的歷史重演,正正顯示在上位者的思維去古代政權不遠。
■文化解碼
書院原是反應試教育?
明清科舉的教育中,書院是最重要的學習場所,不過在國家破落的南宋初年,這些學府反而帶有反對科舉教育的味道。例如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石鼓書院,重建者明言是「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只求學問不講應試。這類講學式書院多由理學家修辦,他們?力於探求儒學義理,不滿儒學功利化,如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便謂「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認為科舉應摒除應試教育而重視德行實踐。但諷刺的是,縱使理學後來進化為政權思想,明清科舉興盛下應試教育反而愈趨強勢,與理學家的想法背道而馳——說穿了,君王並未真的認同理學,只把它當成統治工具。
圖:Tomwang112@iStockphoto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語文同樂 第2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