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小三BCA在爭議中開考，教育局未有接受教育界的不記名提議，明言有必要評核學生成績，並以外地取消評核後表現退步為論據，頗有打倒以往宣傳「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意味。但大眾恐怕見怪不怪，因為中國的考試一直都追求效率。
古代教學重入仕 功利味濃
不僅中國，現時東方世界都採用應試教育，顯然有其歷史因由。古代東方各國都採用重視階級的君主專制制度，統治階層壟斷大多數資源，百姓要向上流動的最公平公開途徑就是選士制度，其成熟體就是科舉。正因科舉可直接決定前途，追求效率的應試教育便成為主流——不論唐代世族的家學傳承(明經科即以此為主)，還是明清的學校教育，都離不開科舉考核範圍。
這從古代中西學府的授課內容可見一斑。歐洲中世紀大學與宗教關係密切，課程卻不限於神學而兼及文理各科，能相對自由地探尋各種學問；中國的學府卻集中於入仕教學，不單私塾與書院以科舉考核範圍為綱領，最高學府「國子監」亦是以講授儒家經籍為主，目的都在培育從政者高於充實學問，功利味道極重。
科舉愈趨狹隘 應試教育變迂腐
不過從學者認為東方教育知識根基較紮實看來，應試教育自有積極一面；問題是科舉考試範圍益發狹隘，由唐宋重視學養的詩文策論，到明清主攻四書五經指定注疏及八股文，應試教育也跟着變得迂腐，梁啟超便自嘲年輕的應試歲月「不知天地間於帖括(應試文章)外，更有所謂學也」。亦即後期科舉注重的，不再是考生的學問與創見，而是有多符合官方規格。
明清學術新風 抗衡「官方註釋」
但古人也並非完全接受這種「求分數」的考試。明代中期講求心性的「陽明學」大盛，清代知識分子興起研究訓詁、考證及校勘的「考據學」，都是以重新理解經典來抗衡「官方註釋」，民間更出現江永、汪紱、梁玉繩等埋首典籍而不考科舉的學者。只是在極權年代，民間力量終究不如官方意志：陽明學一度進入明代科舉，卻無法撼動八股文；考據學大大改變學術生態甚至影響部分考官的批改標準，還是改不了科舉整體的脫離實際。因而最終能令科舉終結的，只有比官方意志更強的暴力——外國侵略。
而現時教育制度仍講求應試教育及標準答案，與古代科舉相通，說到底也只是把考核範圍從四書五經換成各種學科，「求分數」大於「求學」還是未變。這樣看來，近年的TSA／BCA爭議，可說是明清民間抗拒科舉的變奏，只是這樣的歷史重演，正正顯示在上位者的思維去古代政權不遠。
■文化解碼
書院原是反應試教育？
明清科舉的教育中，書院是最重要的學習場所，不過在國家破落的南宋初年，這些學府反而帶有反對科舉教育的味道。例如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石鼓書院，重建者明言是「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只求學問不講應試。這類講學式書院多由理學家修辦，他們?力於探求儒學義理，不滿儒學功利化，如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便謂「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認為科舉應摒除應試教育而重視德行實踐。但諷刺的是，縱使理學後來進化為政權思想，明清科舉興盛下應試教育反而愈趨強勢，與理學家的想法背道而馳——說穿了，君王並未真的認同理學，只把它當成統治工具。
圖：Tomwang112@iStockphoto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語文同樂 第2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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