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史家慣把災異連繫至政權氣數，很易令人聯想至司馬遷編撰《史記》的宗旨「究天人之際」，這是遠古時代的痕迹。古時「太史」既是歷史專家也是天文曆法專家，司馬遷便曾參與編纂《太初曆》，因為遠古時代祝、宗(接神者)、卜、史同屬掌管宗教禮儀者而往往混同，而有祝史、巫史等混合職位；後來宗教與政治開始分離，史漸與巫祝分家而掌管理性的天文及歷史，其職務變成觀察「天」與「人」。而在後世職分漸次細分下，太史只管天文，修史則由文士負責，如班固受詔撰《漢書》時為蘭台令史(圖書館長)，明清負責修史的翰林院更是科舉出身者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