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一直是西方社會賴以建立公義秩序手段之一。歐洲上世紀先後經過法西斯及共產主義挑戰，隨着東歐共產政權1989年起相繼倒台，自由主義民主及自由市場經濟似已成定局，歐洲亦朝一體化邁進。這套政經秩序近年現疲態，裂痕更在金融海嘯後表露無遺。歐美近年不約而同出現社會運動，追求更公義社會秩序，另一場社會革命是否已迫在眉睫？本報一連兩周探討。明報記者 林康琪(二之一)

「革命」似乎總離不開武力和劇變，但東歐共產集團1989年至1991年相繼倒台，除了羅馬尼亞外，波蘭、捷克、匈牙利、東德由共產主義極權邁向民主多黨制及市場經濟，卻幾乎是兵不血刃，40多年的政經秩序好像突然一下子崩潰了。

1989年11月9日被視為冷戰象徵的柏林圍牆崩塌一幕更是體制崩潰的象徵。其實轉變早已在1989年初的波蘭露出端倪，反對派跟政權展開談判，政權承諾局部改革，豈料掀起無法逆轉的變革，將波蘭由極權統治推向自由民主社會。波蘭這場被當時異見人士喻為「沒有革命的革命」，缺乏像柏林圍牆崩塌的震撼場面，視波蘭為第二故鄉的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說：「若革命一定要流血，則1989年那場並非革命；但革命的目的在於達至政治制度的徹底改變，那麼從這方面看，1989年是很革命性的。」

圓桌才是東歐變天象徵

專研波蘭民主轉型的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教授肯尼迪(Michael Kennedy)向本報稱，團結工會跟政府1989年2月展開談判的圓桌才是東歐變天最恰當的象徵﹕「革命正是他們談判得來的。」他所指的「圓桌」，指的是波蘭亨利庫夫木工1988年11月接波蘭政府訂單開始製作的一張直徑8.8米的巨型圓桌。波蘭政府1981年實施戒嚴，隨之打壓團結工會；但1989年2月6日，政府跟團結工會便在這張圓桌上展開長達兩個多月的談判。

波共政權之所以作出讓步，跟當時形勢有關。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1980年代開始改革；波蘭社會經濟則現困境，罷工潮壓不住，通脹加劇。在天主教會斡旋下，波蘭政權1988年8月便向團結工會摸底，籌備談判。團結工會一直遭政府打壓，但最後竟然跟政權共商國是，促成和平轉變，這未免驚人。陳家洛稱，東歐和平轉變的關鍵固然是「當權者突然喪失使用武力的意志」，但反對派持之以恆地以非暴力手段抗爭，亦是一大因素。他稱，一來這可佔據道德高地，二來也減少消耗，也是出於為國家福祉的考慮。

持續非暴力抗爭見效

圓桌談判開始時，雙方都有點不知所措。當年參與會議的統一工人黨人、1995年任波蘭總統的克瓦希湼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憶述，雙方當時唯一清楚的是：「談判若不成功便釀災難。」雙方最先同意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團結工會當時向政權表示，無意挑戰其統治地位。到政治改革時，共黨提出開放國會35％議席民主選舉，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拒收貨，談判險告破裂；克瓦希湼夫斯基提出折中方案，提議恢復1946年被廢除的參議院。雙方最終達成協議。

在6月4日的議會選舉中，波共一直以為團結工會高峰已過，結果慘敗。團結工會除贏得國會三分之一議席外，在新成立參院中100席中取得99席。波蘭統一工人黨雖然保住總統一職，但大勢已去，要委任非共黨人任總理籌組政府，圓桌談判最終演變成革命。

肯尼迪指出，波蘭的「談判革命」(Negotiated Revolution)對21世紀的社會運動極有參考意義。他指出，波蘭成功經驗有兩個重要因素，那就是一個願意妥協換取漸進的公民社會，還有一個願意接受其歷史角色的執政者。他解釋，波蘭共黨政權當時認識到其角色不在於不計代價捍衛其權力，而是在於如何跟反對派一起為了國家前途籌劃轉型。他稱，東歐集團當時很多共黨人都知道體制有問題，也希望改革，但戈爾巴喬夫等人的卓見，是意識到更深層次的問題所在：「若不能公開討論體制的問題，體制改革便不可能；若不能互相尊重，公開對話就不可能。」

陳家洛﹕變天從沒預告

陳家洛認為，東歐變天一大教訓便是「變天從沒有預告」。因此，反對派就算處於低潮亦要保持定力，顯示比當權者更有胸襟和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