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GBA新聞：聚寶盆變爆疫區 重揭城中村亂象 重災「康鷺片區」密集居住衛生差 外省人本地人互責
【明報專訊】廣州市去年10月中旬至11月底發生3年來最嚴重疫情，累計確診16萬宗新冠個案，最嚴峻之時，全市幾乎接近封城狀態。疫情期間，緊扼海珠區紡織產業鏈咽喉的康樂、鷺江城中村亂象浮現，網上更有廣州人指摘湖北人「播毒」。隨着12月初國家防疫轉向，廣州控封解除，爆疫期間的問題好像一掃而空，但城中村問題、紡織產業鏈轉移，乃至小商戶生計會在疫後發生什麼變化，可如何善後，本報將一連3日探討。
若非去年10至11月的廣州疫情，海珠區兩條城中村康樂、鷺江或者未必如此「臭名遠播」。廣州市在這波疫情累計確診16萬宗新冠個案，每日都在記者會被點名的「康鷺片區」貢獻了超過80%病例。事實上，康樂、鷺江這兩條名字優美的城中村，長期都有居住密集、管理混亂、衛生欠佳等種種亂象，只是遮羞布在這波疫情不單被揭起，還發生湖北人與廣州人彼此責難的社會問題。明報記者 林迎
去年12月初，解封了數天的康樂村口仍站着兩個「大白」(身穿全套防護服的防疫人員)，但村民自出自入，毋須再查驗健康碼或核酸結果。村內大量水馬還未拆走，原本用於固定水馬的索帶則已剪開，還有「大白」在沿路噴灑消毒水，衛生工人穿著藍色防護衣收垃圾。村內不少「武漢熱乾麵」「重慶雞公煲」大閘緊鎖，只有少數店舖開門營業。
大多外來者封區時回鄉 解封後人寥
「我不怕，它(新冠)就是個感冒。」45歲的王先生來自重慶，20年前來到廣州打工。「每年收入有時多有時少，不好說。」但存下的錢夠他在老家娶妻生子，再頂下鷺江一處村屋的5樓作坊、購置機器，自己做起製衣作坊老闆。「你看，這件衣服是我自己做的，這種衣服都是出口的。」王先生自豪地說，「我從來沒有『陽』過，但工人有『陽』的，拉去隔離了。」疫情下無法開工，他損失幾乎一個冬季的生意，還自掏腰包供應工人伙食，「現在工人也回家了，有活也沒人幹了，過兩天大概我也要回去了」。
康樂和鷺江兩村面積不到20公里，因鄰近中大布匹市場而聚集了不少服裝加工、紡織製衣等工廠作坊，外省民工為工作方便而租住於村中，令康樂、鷺江兼具生產及居住作用，成為中大紡織商圈重要一環。粗略估計，兩條村95%以上是外來人口，其中大部分來自湖北，主要以服裝業為生。
在康樂村通往中大布匹市場的主幹道，往日是有名的「招工大道」，大大小小的製衣作坊派人舉着寫上專長或需求的小黑板，既等候客戶來下訂，又順便招聘員工。原本這裏摩肩接踵，但長期封區，加上其間當地安排大批湖北人回鄉，廣州解封後「招工大道」只有寥寥幾個還未返鄉的小老闆，想趁農曆新年前賺上一筆。這裏的人以賺快錢居多，一張訂單可能只得50件、100件外套，而工人每日結算計件工資，價格合適即可成交。
紡織重鎮多勞多得 人均年掙24萬
雖然人口密度極高、居住環境惡劣，但受惠於產業鏈重要，康鷺兩村不是「貧民窟」而是「聚寶盆」，據2019年數據，兩村的集體收入高達6.8億元(人民幣，下同)，每名村民的人均分紅可「淨袋」24.4萬元，比獵德村、琶洲村這些知名富豪村更富裕；就算是外省工人，只要日日肯踩16小時衣車，旺季開足工，月入數萬元也不足為奇。
長年研究康樂村的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教授袁奇峰對本報說，康鷺兩村的紡織業興起於1990年代，當時全國正經歷國企倒閉大潮，在湖北仙桃市等地的國有紡織廠有大批熟練工人，「下崗」後南下淘金，發現這裏鄰近批發市場，易掙錢、租金便宜，遂落地生根。
據袁奇峰2015年的一項研究，康樂村村屋單位2.5萬個，戶籍居民僅4300多人，且多數不住在村中；外來人口3.6萬，當中湖北籍2.2萬，佔60%。「非正規經濟就是康樂村的基本底色，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袁形容康樂村是一個「生產型空間」，多年來「自成體系」，製衣作坊上午接單，下午至夜晚趕工，第二朝交貨，所以村內食肆、菜檔、肉檔開到半夜，都是這種生產模式下應運而生。
管理混亂 住了多少人「誰也不知道」
但疫情一來，隱藏在「聚寶盆」背後的管理混亂、衛生惡劣等問題便成為病毒的理想溫牀。「後巷好黑，樓梯又好黑，可能轉個彎又見到一條樓梯口，又或者兩幢樓其實上面連埋」，在廣州一間國企任職、疫情期間曾往海珠區支援的志願者小靜對本報說。為動員居民做核酸，小靜每每硬着頭皮「掃樓」，「當時我們一隊20人與當地的志願者對接，問對方這裏住了多少人？誰知不僅志願者不知道，連居委、街道、村集體也不知道」。小靜憶述，一開始準備的物資總是不夠，因為很多村屋被層層轉租，就算找到房東，也未必知道究竟有多少租戶。「理論上一個網格(內地對居民管理的最小單位)大約3000人，但誰都不知道有沒有3000人、究竟有幾多人。」
「我們單位有兩支志願者小隊，一入去第二日就全軍覆沒(感染)」，小靜說「掃樓」時心情緊張，總覺得一旦疏忽就會感染，穿脫「大白」都依足程序，又擔心鞋套易磨穿，總是帶備多一兩對。去年11月30日廣州宣布「解封」，小靜也在12月中旬感染，回頭只覺白忙一場，「之前那麼小心，都不知道是為了什麽。那時入村最怕中招，現在反而是平常返工就中招」。
穗人指鄂人播毒 鄂人批穗人歧視
除了管理與衛生問題在疫情期間暴露於陽光下，過去因利益而緊密相連一起的本地人與外省人共生關係，也在封控中出現裂口。去年10月底11月初海珠區加強封控期間，網上不時流傳康樂、鷺江居民瘋搶物資，有人逃出村外導致感染擴散等消息，矛頭指向湖北人，與此同時村中湖北居民也指控遭到廣州人歧視等，網上社交平台、群組亦出現雙方對罵。
「我們湖北人是弱勢群體，我們沒有發言權。」一名來自湖北荊州、不願透露姓名的製衣廠老闆說，「我們很被動的，那些本地房東才掌握主動權。我現在每個月房租1.5萬，希望可以減免，但我們沒法跟經濟聯社(即村集體組織)去提。」但又有本地村民說，「湖北佬」人多勢眾，還有黑社會組織，本地人根本打不贏。
專家：隱患可優化 「地下經濟」難變
「其實他們勢力挺均衡的」，袁奇峰指出，康鷺兩村不止是「湖廣」兩種人，「例如還有浙江人，長期壟斷了貨運行業」。他指出，村內長期存在「非正規博弈」，靠市場調節，最終實現某種秩序。他又說，疫情管控是特殊時期的非正常狀態，城中村空間超載、火警隱患等問題或者可優化，但「地下經濟」的狀態不會改變，反而創造大量就業職位，「珠三角很多城市的經濟形態都是這樣，政府收得到稅的大企業是冰山一角，很多看不見的藏在水下，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藏富於民』」。
另一方面，疫情下沒工開，疊加解封無了期，康鷺兩村發生過多次居民抗議，進一步影響到康鷺兩村乃至湖北人形象。隨着疫情繼續擴大，去年11月底廣州市開始安排疏散外地學生與民工，其中海珠區政府便委託包括湖北、江西、浙江等地省市商會，一方面協助安撫好封控區內的老鄉情緒，提供物資，另一方面協調安排符合防疫條件的外地民工自願提前返鄉。11月28日、29日、30日，一輛輛旅遊大巴載着五湖四海的人到廣州南站，離開這塊「掘金地」。
或許當時坐上大巴的，或留守在康鷺兩村的，都沒料到疏散工作才剛開始，廣州於11月30日下午3時宣布全面解封。所謂的「湖廣之爭」，也隨着家門口的解放而再沒被提及，然而人去樓空，「經此一疫」，「招工大道」能否回復昔日的熱鬧，康鷺兩村亂象如何整治，將是政府需要好好善後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廣州疫變?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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