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仙遊：殖民地不一樣的「帝國夢」
作為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元首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逝世，少不了海內外坊間對於帝國的一些老掉牙的爭議——以剝削、奴役和種族隔離作為標記的殖民帝國，對於許多非白人統治階級來說最低限度是個單世代的災難，但是或許更有趣的是許多前殖民地僑民真切的哀悼反應，視乎遠遠不是一個「戀殖」標籤可以概括。平情而言，如果以帝國的歷史及其本身跨越的經緯而言，對它近代最出色的領袖過世只有單一的情感反應，反而更顯突兀。
王室的無力與英女王的魅力
女王的存在是一個悖論：她是「帝國的象徵」，亦是「去殖化的守夜人」。伊利沙伯二世傾其所能，勤勉地利用王室尚餘的聲望和高貴，去為帝國的過去輝煌贖罪。痛哭流涕恍若親人逝世的香港海內外「僑民」，和摩拳擦掌要從英國王室手上奪回象徵以及實際意義上賠償的非洲、加勒比海和亞洲國家的前殖民地人民，情感表現都來自各自對帝國的經驗。而這些伊利沙伯二世逝世引伸而出的情感，本質上是對等的，不過源自帝國過去和現在的不同部分而已。
看到英國王室近代以女王為代表的「人道主義光環」，並不與「承認以及直面直至1960年代皆有、假王室之名的暴行」相悖。真正的問題是，缺少了伊利沙伯二世的英王室，這個一個本質上與現代民主政體「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相違的結構，在不再有女王的無上光環要如何走下去？
帝國的過去無可否認，而現在王室的道德感召，源自現在王室實際上的「無力」和伊利沙伯二世本人的魅力。可以說，近代人對於英王室「無害而慈愛」的想像，幾乎可徹底和伊利沙伯二世70年的在位掛鈎。首先，即使是再反王室的人，也無法否定英女王每每在國難當中展示出的氣魄，以及真誠直面帝國殖民歷史的致意。這種凝聚力和形象塑造，是經由伊利沙伯二世多年經營累積而來，她的一舉一動都是精心計算下「絕對正向」的產物。
2011年，伊利沙伯二世作為首位造訪愛爾蘭共和國的英帝國元首，不但在宴席上以愛爾蘭語致意共和國總統和在座賓客朋友，更特意在行程中加插到都柏林安葬愛爾蘭獨立戰爭中陣亡戰士的紀念花園弔唁，有低頭獻花圈的環節。最終2011年的訪問，為次年伊利沙伯二世和前愛爾蘭共和軍領袖、新芬黨(Sinn Fein)前北愛爾蘭首席大臣馬丁．麥堅尼斯的會面(Martin McGuinness)鋪平了道路。伊利沙伯二世撫平帝國傷口的行動雖偶有外間指摘其僅具門面，然而卻也無法否認她在沒有任何政治實權的王室能力範圍以內，已盡量做到面面俱圓。
帝國美好背後的暗黑歷史
當然， 伊利沙伯二世不可能徹底洗刷掉英帝國數百年以來在多國的劣行、其後續直接引起的混亂，以及許多假王室之名所行的罪行。這一點，是只看到王室美好一面的殖民地遺民必須面對的。這並非什麼「左膠要翻歷史老黃曆去詆毁王室」的陰謀論，而是即使英國本身也不可否認和忽視的真實歷史。例子之一，是2013年英國最高法院判處英國政府須向肯尼亞游擊隊戰俘在反殖統治的「茅茅叛亂」中被英軍虐待一事，作出賠償。今年8月，肯尼亞人更在歐洲人權法庭正式向英國政府提告，要求英政府就殖民時期竊取肯尼亞土地和犯下的人權侵犯作出調查及平反。
肯尼亞並非孤例，非洲島國毛里求斯上的印度後裔大半是英帝國19世紀帶去蔗糖園工作，比奴隸略好的「契約勞工」。當今英國內政大臣柏斐文(Suella Braverman)正是來自毛里求斯的印度裔英國人。肯尼亞和毛里求斯這些農業殖民地的「帝國故事」，是被白人殖民者侵佔的土地、被剝削的茶農和礦工以及被投入集中營監管，而不是石硤尾邨和膠花廠。另一方面而言，商業殖民地的地位，促使英國為新加坡和香港帶來秩序，規管和公共投資，而非槍炮和鐐銬。
探究這些，並非為了藉一名九旬長者安詳離世的笑喪「非議」王室，不過是希望香港「僑民」在看到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以及他們身後的英女王像之餘，也嘗試認識肯尼亞「不列顛古拉格」設計師加韋簡總督(Terence Gavaghan)和「帝國疾風號」(HMT Empire Windrush)以及這艘船背後「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的故事。蓋因香港「僑民」在香港得以沐浴的幸運和慈悲，和其他亞非拉前殖民地經歷的血腥和枷鎖之間，相隔的不過是歷史之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