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平反六四的最佳時機
處理壓在身上三十年的負資產，中南海解決六四問題的倒計時階段
中共十九大後的兩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再過兩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年。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中共若能重新評價六四，非但不會危及執政安全，反而有助於社會大和解和贏取人心。江迅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天下之事，「理勝力為常，力勝理為變」，強權戰勝公理是反常的。「六四事件」過去二十八年了，再過兩年，便是三十周年紀念。不少人都懷揣善良願望：中共在這樣的歷史節點，能處理壓在自己身上三十年的負資產，無疑是最佳時機。今天或許已經到了中南海解決六四問題的倒計時階段，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可以給六四一個說法。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體制內外人士對歷史的反思，是無可迥避的話題。二零一七年秋天中共將召開十九大，習近平開始第二個五年任期；過兩年，六四是三十周年紀念；再過兩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年，習近平需要對中共百年的得與失作出全面總結。近年走近六四，來自各方的輿論都會關注，中南海處置六四事件的歷史態度是否會有變化，國人心裏隱隱作痛之際，各種揣測和評判一時眾說紛紜。
六四之前兩個月，即四月十日，北京有一場頗為特殊的生日祝壽活動：原中顧委委員、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再過三天就是一百零一歲生日。那天，他坐著輪椅，在家人陪伴下來到祝壽現場。九十四歲的杜導正、八十五歲的鮑彤，都拄著拐杖，在家人攙扶下，徐徐挪步前來。值得慶幸的是，中共政壇上三位「老革命」同場出席，他們身份特殊、貢獻特殊、經歷特殊。杜導正，被譽為「《炎黃春秋》之父」的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鮑彤，原趙紫陽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此外，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兒子，以及北京知識界和政界的十多人赴宴向李銳祝壽。
李銳說：「究竟中國向哪裏去，這個問題終究可以解決，這三四十年，自己思考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人類社會進步靠什麼？第二個問題，主義是什麼？第三個問題，共產黨怎麼回事？我想大家都想搞清楚，否則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聚會。」會上，有人說到習近平第二個任期，有人說到中共百年，也有人說到兩年後六四事件三十年。
高度評價胡耀邦的信號
近來，一系列事實似乎透析某種信號：習近平不僅在過去五年高規格紀念與六四密不可分的胡耀邦，高度評價胡耀邦歷史功績，還會見過胡耀邦家屬。二零一七年三月，胡耀邦夫人李昭離世，其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習近平、李克強等多名中共現任和前任常委都前往八寶山悼念。儘管中國官方媒體沒有報道，但前往現場的各界送葬者多達三、四千人。這是鄧小平追悼會後，北京出現的最大送葬人群，再現體制內外人士同時祭拜的場景。
有評論認為，對胡耀邦遺孀李昭的祭拜，實際上是中共內部的一次集體表態。五月下旬，距離六四事件二十八周年沒有幾天，中國大陸互聯網社交媒體平台突然瘋傳一張「習近平端午節接見胡耀邦家屬的照片」，這一「消息」隨即在網絡上頻頻轉發而一度刷屏，引發網友對「習近平平反『六四』」的聯想。隨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社交平台澄清說，這張照片其實是兩年前的二零一五年拍攝的，是胡耀邦誕辰一百周年活動開始之前拍的。有輿論認為，六四前夕的「政治敏感期」，網絡上貼出兩年前「舊照」，顯然是惹人聯想的「插曲」。在這個節點上，有人有意推進中南海高層正視二十八年前發生的歷史事件。
有評論認為，習近平主政後，已透過多個場合的舉動，對胡耀邦給予認同。這無疑釋放積極信號，展現出習近平作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歷史擔當，但在他的第一個任期並不適宜在條件尚未成熟之際就敏感的六四作公開表述。但在十九大後的第二個任期，成功確立政治大局、掌握政治進程主導權後，也就具備了一個六四新說法的條件。
六月四日當天，部分六四遇難者家屬，包括多位「天安門母親」成員，在當局嚴密安排下，坐專車到北京市郊的萬安公墓拜祭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死去的親屬。他們在一位死者的墓碑前吟讀悼詞，聲稱隨著歲月流逝，一些難屬已含恨離世，「天安門母親」會擔起責任，以告慰其他先行的「天安門母親」。
當局接觸難屬提出賠償
「天安門母親」過往始終堅持三點要求：真相，賠償，追責。日前，天安門母親再度發函呼籲平反六四，拒絕了中共對六四賠償的提議，這一提議仍然沒有觸及「三原則」中除「賠償」外的其他兩項。據悉，二零一六年曾有中國官方人士接觸「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以相當肯定的口吻表示，十九大後可以討論賠償問題。由於僅僅是談賠償問題，被丁當場拒絕。最近幾年在六四問題上，當局確實有所鬆動和讓步，多位「天安門母親」成員透露，有政府官員接觸她們，願意向一些受害者家屬提供經濟補償，不過都避談「真相」和「追責」，這些溝通後來都沒有下文，不過有六四難屬表示，當局就此問題打破沉默，尚值得歡迎。有輿論認為，這是中共態度鬆動的端倪。
六四已過去很久，這些難屬正一個個離開人世，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已有四十六名死難者家屬離世，二零一六年就有五人過世。
自一九八九年後，每年臨近六月，六四成了當局仍然未能解開的心結：中國大陸各地，特別是北京，整個社會氛圍便會驟然緊張，大小媒體枕戈待旦，生怕觸碰宣傳紅線；在北京的異見敏感人士或「被旅遊」，或監視趨嚴。六月四日臨近，獨立媒體人高瑜、維權人士胡佳等一批知名人士，遭遇強制「被旅遊」。
居住北京的戴晴也「被旅遊」，四日記者與身在杭州的戴晴通電。她這些年一直在從事追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真相。說到那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四日發生的事情，哪些是人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她說，對付平民抗爭，當局為什麽要調用正規國防軍？就算各大院校黨、團、學生會組織鬆懈癱瘓了，那不是還有國營工廠的工人？隸屬公安系統的防暴警察呢？不行的話，可以再加上武警和衛戍區部隊啊。為什麽要荷槍實彈？當年鎮壓的決策，究竟如何作出的？命令是如何下達的？經由「打」而「坐」了天下的黨魁們，會在意區區的學生抗議麽？會珍惜平民和戰士的性命麽？人們不知道，「大權不可旁落」，黨權、個人在黨內之權，才是超乎一切的準則。
她續說，「真相」絕不限於六月三日的軍令。努力達成的平緩局勢，怎麽一次次遭戳破：追悼會、四月下旬和五月上旬、學生突然爆出的絕食、五月十七日鄧小平家裏的會議、五月二十日之後的運作……真相的昭示，應基於國民對自身歷史清醒的反思。
六四事件後，戴晴因支持不同政見者，於同年七月被捕，在秦城監獄關押，次年一月獲釋，被監視居住三個月。戴晴，作家，歷任技術員、參謀、記者、專欄主持人。早年曾獲國際報業聯合會自由金筆獎，先後獲得哈佛大學尼曼、哥倫比亞大學自由論壇、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及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基金等。說到當年六月三日、四日，她說，屠殺前，廣場領袖的不作為，或者說，只拱火不撤火的作為。廣場人群，最終在「紅十字」和「小白旗」斡旋下撤出，沒有此斡旋，那會是怎樣的場面？「在六部口，坦克碾向撤離的人群，對此，本人當即宣布退黨，個人退黨，依舊鬱憤難平，於是聯手劇作家王培公，想發起知識界對政府暴行的公開抗議，但最終失敗了」。當問到什麽能讓政府公開談論天安門事件，公開死亡人數，追討責任？她說，當中國社會以漸進方式，完成最基本的現代化轉型；當公衆推出並接受監督的領袖，不再以一黨專制為職志而敢於正視並反省歷史。「對天安門事件的追討，只為徹底揭出真相，繼而廣泛研討後的正義確認，最後社會和解。否則，難免變成朝廷換代式的政客戲碼」。
戴晴指當下人權倒退
說到二十八年後的當下，戴晴認為，與改革開放之發端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人權狀況無疑在倒退並一波波惡化。但就公民的自身意識，包括可以享受到的政治及社會權利而言，卻優於毛澤東時代。到了今天，依舊將「革命」與「激進變革」、無視平民的犧牲奉為神聖，這很難不讓人對這類「運動」及其領袖的智商或居心懷有疑慮。「不要以為『機會』只在街頭，本人生長並且獻身於紅旗下，對激進領袖那一套，敢說已然窺破：大權在握之下，只見自己雄心，忽視每個個體的基本權利；蔑視扎實的漸進，激情挑戰一切規則，比如香港已存的法治與自由，本人只覺悲哀」。
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每年一次的紀念六四，早已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政治儀式。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六四民調，已連續二十五次進行調查。二零一七年的調查顯示，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見依舊認為中國政府當年處理不當、同情北京學生及支持平反六四，這一天依然是不少香港人心中之痛。這項民調顯示，五成五受訪者支持平反六四，但較上一年少百分之四；認為北京學生做法錯誤的比率，就升至調查自一九九三年開始以來的新高，而不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有二成七，升百分之七，是二零零六年以來新高。調查顯示，認為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的有五成八，下降百分之四；認為沒有責任的達三成，升百分之三。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每年六月四日前的星期日，都會舉辦遊行集會。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遊行，支聯會聲稱有一千人參加，這是九年來最少人參與的一次，也是歷來第二低。香港警方則說遊行人數僅僅四百五十人，是十年來最少的一次。六月四日晚上，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集會，主辦方聲稱有十一萬人參加，警方稱一萬八千人參加，兩者同為九年來新低。
在台灣有紀念晚會，在台灣教書，並長住八年的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說，「所有的成功都來自堅持」，他將於七月離台而赴美國，他說今年或許是自己最後一次參加台灣六四晚會。在美國，他將接在中國大陸的雙親赴美，未來會在全美巡迴演講，口述六四學運歷史，推動大陸民主化。他呼籲「所有關心中國民主的人」，要繼續每年的六四晚會，這樣的燭光不要在台灣熄滅。
在美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美學自聯)六月三日晚在華盛頓中國大使館門前舉行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追悼會活動。在閃閃燭光中，民運人士和各界代表發表演講。身在美國的民運人士方政說，要推動將「六四大屠殺」列入聯合國世遺名錄。在三藩市灣區，華人也有系列的紀念活動。
有評論認為，六四成了中共必須面對的、無法繞過的溝坎。六四是鄧小平時代最大的負資產，但重新評價六四，泯滅不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光環。對六四的角色，習近平與前兩任總書記不同，他不僅事隔三代，再無江澤民、胡錦濤當年的政治顧慮，過去多年，中共之所以在六四話題上諱莫如深，原因在於擔心重新評價六四會損害執政合法性。也有評論認為，在六四事件後最初幾年，這種擔心或許可以理解，但二十多年後的今日中國，與二十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讓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更為穩固。中共若能重新評價六四，非但不會危及執政安全，反而會甩掉歷史包袱，有助於社會大和解和贏取人心。
別做逃避現實的鴕鳥
也有評論認為，任何積極改變都是雙向努力促成的結果。那些依然抱著僵硬意識形態觀點、執著偏見的批評者，別因六四心魔而產生認知障礙，做逃避現實的鴕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