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看中化﹕禮義之邦也好賭？
【明報專訊】繼去年《賭城風雲》後，今年周潤發再做賭神，引起看《賭神》長大的香港人無限懷念。與西方電影愛側寫賭來折射人生不同，香港的賭戲很集中在賭桌上的勝負，為何我們對賭如此着迷？
中國賭博常與生死成敗掛鈎
當然中外賭博發展本來就有不少差異。歐洲賭場源自貴族娛樂場所，而世界最馳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也側重「娛樂」多於「賭博」，以至歐美電影的賭常帶着玩樂氣息。中國的賭博則長年雅俗並存，貴族的博棋、投壺(輪流將箭桿投擲至酒壺內的遊戲)、鬥雞等以遊樂為主，卻有宋閔公、漢吳王世子等在博棋期間被殺；民間2000多年前已流行賭博，《戰國策》說齊都臨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踘者」，漢代有以賭致富的桓發、賭贏宣帝而獲重用的陳遂，唐代更流行善養鬥雞的小童獲玄宗寵信的故事，而有「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的民謠。似乎賭博在中國有與生死成敗掛鈎的傾向，而電影中賭桌上的勝負也常與主角命運密切相關。
但對重視道德的傳統文化而言，賭博並不受歡迎，《孟子》把「博養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歸為不孝，《漢書?貨殖傳》視賭博為「傷化敗俗」，法家經典《法經》亦有「博戲」的律法。在這樣的文化沉澱下，歷代多有懲賭律法，早在漢武帝時便有權貴因賭被褫奪爵位。那麼賭風理應早受抑制？
官民同好禁之不絕
諷刺的是，作為國家棟樑、崇奉儒學的士人都愛賭，懲賭很多時變成空文。在長期戰亂、律法未嚴的晉代，文人喜愛賭棋，是娛樂與寄託也是名流象徵，如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在戰事中跟朋友賭棋，《世說新語》也記載名臣溫嶠因賭輸棋而要靠朋友贖身。唐代起明文懲賭，賭博卻常見於詩文，如被視為理想儒者的詩聖杜甫有「相與博塞為歡娛」之句，「百代文宗」韓愈也「好博塞之戲」。唐宋以後民間娛樂興起，賭博逐漸雅俗合流，象棋、圍棋盛於民間，民間的水滸牌也進化成馬弔(麻將前身)流行於上層，全民賭博更趨繁盛，乃至明清屢屢禁賭而效用不彰，乾隆帝更有「民間惡習無過於博戲」之嘆。但時移世易，賭博現在卻成為中國文化象徵——麻將、天九等被視為反映中國人智慧的國粹。
話說回來，香港的賭戲除了集中賭桌上的勝負，也常變成正邪對決，往往最後還是「邪不能勝正」的說教模式。看來明清的道德化雖未能遏抑賭風，卻還是令賭博沾染一點道德觀念。
【文化解碼﹕軍人與賭】
除高官貴冑及士人外，古中國還有一種職業也很喜歡賭博——軍人。在遠離家人、隨時送命的重壓下，賭博作為喘息方法而盛於軍中，在中外歷史裏並不稀奇，也因此宋代以後政權多有禁賭軍法。軍人會選擇賭博作為娛樂並非偶然，近代西方軍事名著《戰爭論》指出，戰爭主觀上充滿偶然及講求勇氣，在人類各種活動中最近似賭博；而不少具賭博性質的遊戲亦與戰爭有關，如象棋類遊戲之於行軍佈陣，投壺、角牴(類似摔跤)等競技類遊戲之於戰鬥技巧。無怪乎民間崇奉的偏財神正是一代名帥——相傳在軍中設賭來穩定軍心的韓信。
文：葉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