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全球舉足輕重，中國史領域亦形成「加州學派」，批判西方中心論、視中國為與西方「分流」的有效發展模式。史學家福格森認為，中國超前「大分流」正開始；但西方主導世界的論述仍蓬勃，觀諸歷史，後起挑戰者須提供相應普世價值，否則難以持久。孫隆基
中國近年經濟成長與國力陡升，在當代意識中造成反響。約從1996年開始，中國被看成是與西方「分流」的有效發展模式，甚至可能最終取前者而代之。為什麼是1996年？該年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打中國牌」，汲取中國的廉價勞力，至於中國也是一個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已毋庸置疑，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成舉足輕重；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時過境遷，蓋頂之烏雲煙消雲散。
反映這個時代趨勢的是中國史領域內的「加州學派」。1996年，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發表了《財富之泉：中國從1000至1700年之貨幣與貨幣政策》，指出西方發現新大陸後，美洲出產的銀有三分之一為中國所吸納。1997年，王國斌發表《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他比較西方「起飛」前的英荷比地帶與中國的江南，發現不相伯仲，真正的「分流」始自西方發動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2000年發表了《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認為西方的興起乃幾個因素的僥倖組合：歐洲處於戰國狀態、國家支援資本主義發展與海外擴張、美洲提供的額外資源與生存空間、非洲提供的黑奴勞動力，以及中國對白銀的饑渴—尤其是中國這塊大海綿對美洲白銀的吸納量，使無商品可與中國交換的西方，得以用付現的方式累積龐大商業資本。
在1997年，馬克思主義者弗朗克(Andre Gunder Frank)亦曾發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指出鴉片戰爭之前的世界經濟中心是中國。他基於左翼立場，譴責西方在近代憑帝國主義行徑取代了一向先進的中國。這無疑仍是「全球資本累積」的舊左翼思維，加州學派與他不同，反映了新的全球化思維的一代：中國代表無限商機，給人明清時代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的壓艙物之印象。問題在於：這個壓艙角色是否當代中國已經成為美式生活方式的維生系統之歷史回讀？
加州學派直接影響了最具挑撥性的中國崛起論：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的2009年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在賈克筆下，中國行將掙脫「民族國家」的緊身衣，恢復自身乃世界之中的信心，被西方暫時壓下去的「天朝」心態將以一種新的形式冒頭，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朝貢體制將取代歐美以武力與財力為後盾的霸權，這個取代亦會反映在文化與價值觀上。中國目前的西化只是皮相的，最終會露出它的本色，亦即與西方「分流」，乃因其本色乃經數千年歷史塑造而成的本性。中國本色將與西方價值競爭誰將成為「普世價值」。賈克預測甚至在普世價值上，中國亦將取代西方；西方時代將成為歷史名詞。中國至今才從提供廉價勞力轉型至資本輸出國、而全國的高鐵系統等基礎建設才完成，賈克在2009年未免危言聳聽。
西方超前的時刻比較多
在當時，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卻激發了伊恩?摩理斯(Ian Morris)於2010年在《為何西方目前仍在統治》(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書中的回應。他認為自己在西方中心論與加州學派兩極之間走出一條第三路線：西方目前之優勢並非先天或長期以來已鎖定，但亦非如加州學派般認為乃偶因僥倖所致，從長遠的角度看，東西方一直在你追我趕，但西方超前的時刻比較多，目前則輪到中國在超趕。毋庸置疑，與摩理斯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西方中心論相較，有更理直氣壯的「西方照常升起論」，只是在中國讀者間少獲介紹而已，因為中國讀者容易陶醉在中國超前論裏頭。
目前中國的崛起主要是挑戰英美民族的世界霸權，而維護這個霸權的論說至少已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以上，歷經滄桑，至今方興未艾。英國自十八世紀開始掌控了海洋、繼之以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全球霸權，都有它們的辯護士以及預警者。鼓吹英美主義者總是在危機時刻重申自身的霸權。早在1883年，英國劍橋大學的近代史講座約翰?西理(John Robert Seeley)即發表了《英格蘭膨脹論》(The Expansion of England)，這部1688至1815年的大英帝國史立時成為暢銷書。這並非孤立現象，蓋當時流行各類超級民族主義，如大日爾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伊斯蘭主義、大阿拉伯主義、大奧斯曼主義、大涂然(突厥)主義、泛非主義，以及大亞洲主義，各自有發言人。日本的德富蘇峰即於甲午戰爭年鼓吹「大日本膨脹論」，明顯地受到《英格蘭膨脹論》的啟發。
《英格蘭膨脹論》並非慶幸英國成為首強，而是強調英國在漫不經心的情形下建立帝國，如繼續掉以輕心，則美俄兩大國將於半個世紀內將歐洲列國都矮化，除非英國組成「更大的不列顛」(Greater Britain)：他指的是英聯邦。1890年，英國自由黨政客戴克爵士(Sir Charles Dike)發表《更大的不列顛的問題》(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主張將加拿大和澳洲內附，如英倫本島的屬土焉。當時英國的首席帝國主義者約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力主必須與美國爭奪加拿大的親和，認為至關緊要者在保持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偉大獨特性。
英美之間固然存在競賽，更顯著的是英美一家論，其最有名的代言人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齡(Rudyard Kipling)。他有鑑於德、日、俄的興起而大英已是夕陽帝國，期待美國接過棒子，以維繫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霸權，正是他提出了「白種人的負擔」的命題。吉卜齡的主張被參與辛亥革命的美國冒險家、孫中山的參謀長荷馬李(Homer Lea)發展成地緣政治學。
敲響英語民族警鐘
荷馬李分別於1909、1912年發表了《無知的勇氣》(The Valor of Ignorance)與《撒克遜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axon)等預警之作。他從當時流行的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出發，敲響了英語民族勢危的警鐘：大英帝國環球一周的霸權只有50萬軍士在防守，卻受到正在興起的德、俄、日的切割，簡直肝腸寸斷。德國的挑戰直指英倫本島、俄國威脅英國在印度與遠東的地位，英國為了在遠東制衡俄國，竟然自殺性地去扶植另一個海權帝國：日本。後者之崛起卻直接殃及美國。進入了現代，美國孤懸海外的優勢已蕩然無存，卻渾然不覺，國防規模仍然是十九世紀初的，然工業革命已把全球打通，日軍數週內即可進犯美國本土，到該時太平洋將整個失陷。荷馬李的地緣政治學不同於麥金德的大陸心臟說，他認為誰宰制了太平洋、誰就將支配全球。
荷馬李預測的英語民族與德、日的衝突以及與俄國的對陣應驗於二十世紀的史實。歷史仍眷顧了英語民族，亦維護了西方的優勢。至戰後，美國的比較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發表了《西方的興起》(1963)，肯定西方的崛起開創了世界史的第三期，即現階段。他後來在1982年《逐富競強》(The Pursuit of Power)一書中作出修正，將宋代中國置於世界史第三期之首頁，後面的路仍由西方走下去。西方崛起論於1981年被澳洲學者艾力克?瓊姆斯(Eric Jones)接手過去，他仿照當時流行的「日本奇蹟」一詞，發表了《歐洲奇蹟》(The European Miracle)一書，強調歐洲自中古晚期開始與亞洲分道揚鑣，乃近期「大分流論」之濫觴，而前述加州學派有一大半是在反駁歐洲奇蹟論。
1989至1991年東歐與蘇聯集團的瓦解給西方中心論打了一記強心針。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發表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預測後冷戰的世界將向西方的價值靠攏—後者終於被證實為普世價值。然而，歷史非但沒有落幕，緊接着的戲碼卻是伊斯蘭世界的暴力性逆反以及中國的崛起，導致撒母耳?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以及上述的加州學派的面世。
英美主義從來就沒有過時。時至今日，一個多世紀前的大日爾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亞洲主義已成歷史陳蹟，僅殘存於巴爾幹或東歐邊緣化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身上，但英美主義仍是主流保守派的曲目。2003至2004年，英國最暢銷的歷史學家尼爾?福格森(Niall Ferguson)連續發表了《帝國：大英世界秩序之興亡對全球勢力之教訓》(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與《巨無霸：美利堅帝國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兩書皆英語民族歷史成就之讚歌，並對繼續維持霸權的期望。它們對政治的正確性稍作敷衍、譴責了英美兩帝國一些瑕不掩瑜的「過份的行徑」，但總的來說，是大英帝國將世界帶入了現代、建立了一個以法治和民主為框範的世界秩序；美國則是一個自我否認的帝國(an empire in denial)，既挨盡罵名，又不願貫徹帝國主義，例如頻頻出兵中美洲，但在它撤出的地方總需不斷回去收拾爛攤子，它建立殖民地之處卻很上軌道；它在戰後花了6年將日本改造成一個民主國家，還幫助它復興，但這個「王者之師」在推翻了伊拉克獨裁者後卻想盡快撤出。福格森指出：非但不該「打倒美帝」，而是該擔憂美帝式微後恐怖主義與痞子國家橫行無序之將臨。
西方勢力六招殺手鐧
在其2011年的《文明：西方勢力的六招殺手鐧》(Civilization: The Six Killer Apps of Western Power)中，福格森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有賴(一)競爭、(二)科學、(三)私有制、(四)醫藥、(五)消費、(六)工作。是西方人發明了這六招「應用程式」，並非靠剝削全世界或仰賴中國與印度那樣龐大的壓艙物造成優勢。相反地，世界其他地區欲趕上西方，都必須學習該六招「應用程式」。他的第四招「醫藥」是新版的「白種人的負擔」：西方的醫藥改善被殖民者健康、延長他們壽命，卻仍背上「殖民地主義」罵名。他的第六招「工作」其實是指韋伯的新教倫理，並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基督教的流傳已成平行現象。
一方面，福格森似乎回歸到瓊姆斯的《歐洲奇蹟》的樂觀主義上頭，另一方面，他不脫吉卜齡式的「夕陽帝國」哀愁，並敲響荷馬李般的警鐘。他談新教倫理，卻悲歎西歐已淪落為無神論，工作倫理只有美國在維持，此外則傳入了南韓與中國，成為被對手所用的殺手鐧。他尤其擔憂祖國英國將於二十一世紀之末被伊斯蘭化，因為穆斯林移民日眾、繁殖力強，而且信仰堅定，對精神虛無的歐洲人將如催枯折朽。福格森一方面認為文明不能無信仰，另一方面則視伊斯蘭的狂熱為一種威脅、與工作倫理無關。
至福格森2013年的《大頹敗》(The Great Degeneration)，則集中談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美國。阿當?斯密在兩個多世紀前形容依靠田賦、背對國際貿易的中國為「停止的國家」，如今「停止」一詞反適用於歐美：西方的制度已僵化、管制法令多如牛毛、市場機制受肘掣、一方面「大到不允許倒」的財團禍國殃民不受制裁、另一方面不工作者受惠於福利國家、市民社會卻在萎縮、這一代正在花光後代的資源，等等。在福格森眼中，一個中國超前的「大分流」正在開始。
《大頹敗》是周而復始的「西方的沒落」悲歌之最新出籠。然而，今日，「西方當仁不讓」論述仍蓬勃，尤其「英語界」(Anglosphere)的揭櫫者，該論視英語國家群的文化與制度舉世無雙，且一直站在保衛文明的前哨。其學院派的重鎮乃於2006年替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寫續篇的安德魯?羅勃斯(Andrew Roberts)，他甚至說：「英語界」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繼起的冷戰中皆勝出，目前與伊斯蘭世界的比拼亦勝卷在握。耐人尋味者：如果不是中途殺出了一個伊斯蘭，尤其是聖戰分子在2001年後對美國以及歐洲本土的一連串襲擊，《英語民族史》續篇的假想敵是否立即上升為中國？這類對西方的敦促其實也是擲在對手腳下的手套：挑戰者縱使會一時得逞，如果不能提供相應的普世價值，即使如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和極權主義蘇聯，將會在擂台上跑跑龍套而已。
中國須超越俄國與西方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確曾動搖過西方式「普世價值」，惜乎它的正面作用未能抵消它的極權主義負面作用。對付後者，西式民主誠然是強項，但馬列主義對市場經濟底下貧富兩極化的批判絲毫未過時。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先走俄國人的路，後來的史實證明中國不甘久居人下，不出二十載已挑戰蘇聯老大哥的正統性，競逐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然蘇聯模式的負面也被放大。至世紀末，中國改投西方市場經濟的窠臼，但有否將後者的正負兩面兼收？在純市場經濟的範式裏，比賽的項目將會是迥異於社會主義競賽的另一組：比的是誰手裏捏着的債權更多、誰將成為最大的軍火商、誰將會是非洲最大的外資、誰的貧富差距至為兩極化。欣見祖國崛起的這代人也應期許中國打造簇新的普世價值，願望它目前的資本主義是替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補課，而不是李嘉圖式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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