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壓團結工會燃談判革命引線

波蘭共黨政府為保政權跟團結工會談判，結果斷送政權，成為政權跟反對派互動如何決定政治轉型的案例。波蘭1981年12月13日開始實施戒嚴，打壓團結工會。不少論者當時認為，那是團結工會運動的重大挫折，布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肯尼迪說：「但事後看來，它卻是10年後談判革命的基礎」。

強烈對付異己增和解難度

肯尼迪解釋，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當時誤以為可以結合武力、新形式的諮詢及妥協來粉碎團結工會，殊不知戒嚴反而激起大部分人反感，亦令團結工會主張克制的領袖失勢﹕「從這角度看，戒嚴令雅魯澤爾斯基無法控制及主導和解，甚至增加了談判的風險，因為談判的籌碼變得愈來愈高。」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 2001年在一篇討論革命理論的論文稱，一般而言，一個強大的政權面對脆弱的反對派時可以透過讓步或打壓來維持其統治；反之，一個在財政或軍事暴露出弱點的政權面對強大的反對派則很難維持。可是他發現，在很多實例中，政權是強是弱、反對派所得的支持是否持續及大多數，卻並非一開始便顯而易見，最終決定結果的將會是兩者的互動。

威權政體垮台常因錯估民情

戈氏指出，威權政體往往錯估民情及高估自己的力量，無法在打壓跟讓步取得平衡，更甚者時而打壓時而讓步，結果激起更大規模反抗；一些維持多年似乎很穩定的政權，也因此誤判而令反對勢力急速壯大，結果換來政權覆亡。

他稱，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1986年菲律賓人民力量推翻馬可斯，以及1989年東歐變天便是例子。

肯尼迪稱，波蘭團結工會的例子顯示，民主運動的成敗很難即時判斷，但當一個反對運動像1980年代團結工會般壯大時，政府其實難以根絕，「問題在於應何時談判」﹕「打壓過後的談判，大概只能導致談判革命；沒有打壓的談判則可能導致談判和解。這取決於當權者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