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華「求贏vs管控」 美國安決策圈熱議
共和黨鷹派倡政權更迭 京專家斥「十分危險」
隨着中國崛起，對華政策往往成為美國大選兩黨陣營的一大爭辯主題，今屆也不例外。近期美國戰略決策圈其中一篇最受熱議的文章是特朗普政府前高官博明和共和黨「對華鷹派」前議員加拉格爾在《外交事務》的投書，二人對拜登政府重視「管控競爭」的對華政策公開提出質疑，指北京早向美方發動冷戰，倘若裝作不知，反而提高熱戰風險，因此有必要爭取「勝出」對華競爭。這說法受到拜登政府新舊官員的反駁，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前院長賈慶國早前來訪參與座談會時也提及這篇文章，指中方人士認為這說法或意味削弱中國政權，把中美關係置於「競逐生存的權力鬥爭」上，他形容這將會是「十分危險」。
加拉格爾今年4月離開眾院前，與博明在《外交事務》網站聯名發表「非勝不可：美國對華競爭必須勝出而非受管控」一文，收錄於《外交事務》期刊今年5/6月號。
顧名思義，二人是對拜登團隊強調「管控競爭」(manage competition)的對華政策提出質疑，質疑有強調過程多於結果、為求穩定犧牲全球安全、尋求合作外交倡議淪為產生自滿等風險。
博明與加拉格爾： 現况類同冷戰「低盪」
「美國不應管控對華競爭，它應要勝出。」博明和加拉格爾質疑北京推動的連串全球倡議，旨在裂解西方，開啟反民主國際秩序，例如「承保俄羅斯、伊朗、朝鮮和委內瑞拉的擴張主義獨裁政權」等，這些動作反映中國並非以僵局(stalemate)為目標，故美國也不應這樣。
二人主張中方領導人早向美發動冷戰，與其否定冷戰存在，華府理應予以承認並贏下來，「裝作冷戰不存在的不慍不火聲明，只會錯誤地招致『熱戰』」。
二人將目前國際局勢跟冷戰在1970年代進入「低盪」(détente，或譯「緩和」)時期相提並論，指當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及其繼任人福特，與同期主宰外交規劃的基辛格，主張美國應嘗試引誘蘇聯建立全球權力的穩定平衡，但反而促成蘇聯試圖在全球削弱美方利益，包括支持埃及1973年突襲以色列(贖罪日戰爭)，在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支援共產主義者，同時擴充核武庫存和大量投資傳統武力。後來上台的卡特起初也想維持低盪，但其國安顧問布熱津斯基對此愈見懷疑，到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後認定這套政策無以為繼。列根1981年入主白宮後即令低盪壽終正寢，他在首場記者會上說：「低盪政策只是蘇聯用來追求其目標的單行路。」
放回當前中美角力的脈絡，二人指控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持俄羅斯用以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機器，並跟伊朗和朝鮮更緊密協調，即使後兩國都有向莫斯科運送武器。拜登政府採取「同時抵抗俄羅斯、綏靖伊朗、圍堵朝鮮以及結合對立和接觸的對華政策」，政策上明顯並不連貫一致。
二人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些引言(例如「時與勢在我們一邊」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聲言北京樂見全球陷入亂局。二人呼籲拜登政府應改變「管控競爭」策略，仿傚列根對蘇聯的「求贏」路線，例如重塑對華軍事威懾、切斷涉及解放軍建設和高科技監控的資金和科技流入，以至重振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等。
《外交事務》在之後一期(7/8月號)安排杜如松(Rush Doshi)等專家撰文辯論，再由博明和加拉格爾回應，文章5月底預先放上網。杜如松在拜登上台後任職白宮國安會，官至中國事務副資深主任，至近期離任。他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辯解，指博明和加拉格爾認為對蘇聯的策略用在中國身上也會奏效，但拜登政府主張中美角力跟美蘇角力不同，其對華戰略是建基於對美國形塑中國政治系統的現實假設。
杜如松：
北京如感存亡威脅 行事難再克制
杜如松質疑博、加二人雖未點明尋求對華政權更迭，其對「勝出競爭」的定義實際上是如此，反而會令中美對立演變成中方領導層的存亡之爭，「倘若北京結論是美方尋求全面勝利，它幾乎再無理由保持克制」。然而，他認為除了這點，拜登政府對加強自身實力地位的政策路線實際上跟二人主張有不少重疊之處。
坎貝爾：
中美經濟相互依賴 對華也構限制
博明和加拉格爾的文章如何受到注目，從今年由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轉任副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Campbell)也在智庫活動發言上回應可見一斑。坎貝爾也質疑二人的主張形同尋求中國政權更迭，然而這路徑會是「鹵莽和很可能沒有效果」。他提出兩個理據，一是美國的盟友和伙伴見證過華府在其他地方試圖推動政權更迭，知道它們不成功，二是美國多年都高估自己影響中國外交政策方向的能力。他說：「有關中國如何看待世界的基本改變，我們對認為(美國)有什麼可能做得到需要有高度謙遜。」
坎貝爾提到從他與5月訪美的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會談所理解，中方當前首要焦點是經濟，尋求向投資者保證有前景規劃，穩定的中美關係符合這些目標。他認為長遠而言，有別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中美之間存在深入的經濟相互依賴，這點會相互發揮作用，中方也很難找到一些不會損害自身經濟的做法，而中國經濟表現目前對習近平來說非常重要。
明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