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無論是在現實的警方調查還是相關的影視作品中，證人要識別疑犯，從來都是需要給出多張照片，或者是讓一排人站在那裡供證人辨認，這是公認的合理司法程序。但安省某警隊在調查一宗涉及華人的大麻販毒案中，卻違反了這一鐵律，雖然在一審中勝訴，但在上訴法庭還是敗訴，被告無罪釋放。
2015年8月15日，警員斯托歐祖克(Michael Storozuk)正在調查一宗電單車的車禍時，一輛迷你客貨車從他身邊駛過，相距約15呎，速度大約是時速50公里。
斯托歐祖克用眼角一掃，瞄到迷你客貨車的司機位車窗打開，司機是一名黑髮的亞裔男子。他這一「瞄」，讓他覺得司機「看起來很震驚，幾乎是驚慌失措」，讓他決定要將該車攔截下來。
警員跳進停在路邊的警車迅速追上去，而迷你客貨車司機似乎也如警員所述的「驚慌失措」，居然把車撞上了電線杆，司機棄車逃跑。
警員抵達時，看到車內沒人，就打開車廂搜查，找到了司機的錢包，裡面銀行卡、信用卡以及最近的ATM收據等都在，還有一張OHIP卡，上面寫着上訴人的姓名和照片。這下斯托歐祖克確認，照片上的人，就是剛才駕車從他身邊經過的那名司機。
這時，迷你客貨車的車頭開始起火。警員擔心車內證據被破壞，於是趕緊拉開車的側滑門作進一步檢查，結果發現車內有七個大的垃圾袋，袋子內是剛剛收割的大麻。
警方立即調來警犬搜索逃跑的車內乘客，很快在附近的灌木叢中發現三男一女共4名亞裔人士，但那個司機並不在其中。過後警方拘捕華裔男子包愛明(Ai Ming Bao，音譯)，認定他就是那客貨車司機，車上的大麻都歸他所有，因此對他控以販毒罪名。
其他警員在調查中發現一個怪異的地方。涉事迷你客貨車的司機位車窗是升起來的，但警員斯托歐祖克卻堅稱，無論是先前他看到那司機的時候，以及迷你客貨車撞柱後，車窗都是降下來的。對於這樣的矛盾，警員始終無法給出解釋。
包愛明在法庭上抗辯稱，憑什麼認定他就是那輛迷你客貨車的司機？憑什麼認定那些大麻就是他的？
畢竟當時客貨車經過警員斯托歐祖克身邊時，速度為每小時50公里(每秒14米)，而且是從15呎這麼近的距離經過，警員能夠看清司機樣貌的時間只有幾秒鐘，可警員連司機當時身上所穿衣服的顏色都沒看清，身高也無法確定，只能說出是「黑髮亞裔男性」，卻為何又如何肯定，駕車者和警員發現的OHIP卡主人是同一人？
況且當時警方還找到3男1女，為什麼就不能是那3男中的1人是司機？缺乏對司機的任何有意義的描述，嚴重破壞了警員提供的身分證據。
而且，這輛迷你客貨車是被經過改裝，中間那排座位被拆卸掉，方便了裝貨，卻只能搭載連司機在內的4名乘客。為什麼警方不對那3男1女去深究，反而只是根據那張OHIP卡拉人？
一審法官傾向於接納警員的證據，認為警員將自己對司機的記憶，與OHIP卡照片進行比較的做法，如同警察在路邊拿着司機遞來的駕照，比對車內司機的相貌。
但到了上訴庭，上訴法官就不認同這一說法。他指出，多年以來法庭都認為，向一個準備識別疑犯的目擊證人僅提供一張疑犯的照片，是非常危險和不恰當的，因為證人會因此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根據那張照片來認定疑犯，而不是根據證人記憶中的疑犯形象來認人。
警員斯托歐祖克是先讓自己看到一張照片，然後才按圖索驥地認定，照片中的人就是當時駕車的司機。這樣的程序得來的證據，無法作為呈堂證供。
在另外一宗案件中，負責調查的警員先是調閱一個車牌，隨即從安省交通廳的數據庫中查到可疑車輛的車主李某(Li)及其駕照，由此警員確定了疑犯的樣貌，隨即確定了疑犯的住所。
一周之後，這位負責監視的警員，親眼看到他的監視對象拿這幾樣東西進到一處民宅，因此這名警員所作的陳述可以被當作呈堂證供，因為他不是按着照片去找人，而是已經有了目標人物以及觀察到相應的罪行，再去比對數據庫中的照片。最後李某被定罪。
上訴庭法官認為，一審法官在定罪時參照李某案件的做法不妥。李某案警員守候了8個半鐘頭，長時間觀察目標人物的活動，對疑犯的行為有詳細而準確的描述，照片的影響微乎其微；而警員斯托歐祖克卻幾乎是完全憑着那張照片來按圖索驥，對照的對象，是他腦海中一閃即逝的那點影響，因此風險變得大很多，以致證據有可能被污染。
有鑑於此，上訴庭法官裁定一審判決不合理，包愛明上訴得直，也沒必要再去糾結他是否為那些大麻的持有人，當庭予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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