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之女陶斯亮十二萬字口述新書《人間有正道》，講述父母陶鑄、曾志與趙紫陽的淵源；趙紫陽曾對陶斯亮透露「六四」時中共高層的互動，以及他在晚年被軟禁時的秘辛。
米鶴都
近日由米鶴都編撰的《人間有正道》(香港睿天文化)——回憶與反思口述史之九在香港面世，披露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資料，而且揭示了老一代共產黨人在黨性和人性間的糾結。陶斯亮十二萬字的口述史廣受矚目。
陶斯亮有一位正直的父親——前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儘管他主政時，曾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旨意而傷害了很多人並造成一定損失，但當神州餓殍遍野之時，他卻在廣東一隅「開閘放人」。
有文章記載：「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下令，撤除崗哨，放開邊境，讓大陸饑民自由赴港，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央下令關閉邊卡，半個多月時間，約三十萬人赴港。」表明部分共產黨人那黨性之下的人性。
文革中，他奉調入京。誰知在中央最大的政治——對待江青的問題上，他以良知和人性屢觸龍之逆鱗，以至使自己這個中國的第四號人物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直至文革後平反，陶斯亮才見到父親——然而已經化為一掬骨灰。她憤而寫下那篇著名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震撼人們心靈。
她還有一位值得稱道的母親——曾志。陶斯亮談到：「『黨性』和人性的分離，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往往都是個艱難的選擇。就拿我母親來說，她從來把黨性看得高於一切，所以當黨組織在她毫不知情之下將她剛生下四十天的兒子賣了一百塊大洋作為黨費，她服從了，這是她的黨性；但是她內心難以割捨，暗中以淚洗面，這是她的人性。她為工作與我父親吵了一輩子，但當父親落難患病時，卻向中央表白：『即使他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此時我也不能離開他』，這又是她的人性。」
曾志自井崗山起，就是一位徹底的鐵杆「毛派」，與毛澤東的私人交誼很深。以至於建國後，毛澤東向她抱怨江青不會照料他的生活，連穿的內衣都殘缺不全。曾志馬上從廣州給毛澤東定製了針織內衣。
文革期間，毛澤東打倒了陶鑄，卻保護了曾志。但是，周恩來仙逝時，曾志淚如滂沱；毛澤東辭世後，曾志滴淚未灑。陶斯亮問：「爸爸死得這麼慘，國家又經歷這麼一場浩劫，你恨不恨毛主席啊？」曾志的回答意味深長：「我不恨，他是個病人。」她以這樣的解釋，來平衡她內心在黨性和人性上的不平衡。陶說：「幾乎老一代革命家大都是這樣的，挨多少整，吃多少苦，受多大冤，他們不怨毛主席，他們只痛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
由於父母的關係，陶斯亮與文革後中共的兩位總書記關係非比尋常。一位是她可稱為「乾爸爸」的胡耀邦；一位是陶鑄倚為左膀右臂的趙紫陽。她的口述史中大量記載了與這兩位前總書記的交往，包括胡耀邦下台時遭遇的一枝冷箭，是如何以黨性的名義射出？特別是幾乎神秘消失的趙紫陽，是在一種什麼狀態和心態下度過了「張學良式的」歲月？陶與趙晚年多次接觸，並以日記的形式，讓我們得以管中窺豹。輯錄其中一些碎片，先饗讀者：
紫陽叔叔已經被軟禁了近四年，今天下午，終於能去看望他了。紫陽叔叔的司機吳師傅接我去富強胡同，一路上他講了許多。
中共十四大後趙的自由度加大了些，但每次外出都有公安局和警衛局的人跟著，不過戰士們都很友好。就連街道上的鄰居都表現出不同一般的善意。每年冬天，街道副食店都送去最好的白菜，有一棵不好的也給重換。相比而言，中南海逢年過節就再不發任何東西了。
我問吳師傅，你為何沒調走？他說，一是趙堅持留他，二是他給趙開過八年車，「不看僧面看佛面麼！」患難見真情，吳師傅難得！李樹橋、陳仲旋和趙在四川時一位秘書也都很義氣。李勇也不錯，去天津開發區前看過趙一次，但李勇很快接到朱琳電話，讓他「接觸人注意點」，「不要同不三不四的人來往」。
快四年了，終於見到了紫陽叔叔！他已是滿頭白髮，仍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富強胡同原來是耀邦的住房，現在趙叔住，頗有寓意。房子已很舊，光線昏暗，布置零亂，望著深陷在沙發中的白髮老人，以及他身旁這隻髒兮兮的小狗，很難想像這就是前國家總理、黨的總書記。
趙叔說他曾數次寫信給江，要求去廣東休息，因為北京對他的氣管炎不利。但等來的卻是上面派人來說只能去湖南、江西、廣西這些內地省份，沿海地區不能去。趙問為什麼？對方哼哼哈哈。趙說：「他們就是說不出怕你外逃這句話」。
關於「六四」，趙叔說，他原先對事態的看法，覺得並非有多麼不得了，從朝鮮回來聽了匯報，特別是調看了錄像後，才感到事情嚴重。如果軍隊戒嚴，肯定會發生流血衝突。派軍隊進城鎮壓，這是歷代政府沒有做過的事，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人都沒有這樣幹過。「我不能做承擔這個歷史罪人的總書記！」「在投了反對戒嚴的票之後，我就知道我非下不可，回家與家人商量，他們支持我這樣做。」趙叔接著說：「我過去從來沒有對鄧說過一句哪怕是稍重一點的不同意見，但這次我講了。我說：『當然有決策比沒有決策要好，總不能這樣拖下去。但我對你這個決策十分擔心，十分憂慮，在這種情況下，我恐怕難以很好地貫徹你的指示。』鄧說：『出什麼事情大家來負責！』鄧以為我是怕負責任，我是實在不想當這樣的總書記。」
趙叔說：「我充分估計並做好了下台的準備，但有一點，我是沒有估計到的，那就是在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還搞什麼清查、監護。我現在真正體會到了沒有民主的滋味了。任人家怎麼說你，你就是沒辦法為自己辯解一句。」
在母親去世前四天，趙紫陽聽說了，趕來和母親見了最後一面，場面很感人。
那時母親已經在彌留狀態了，但是趙叔來了，坐在病牀旁的椅子上，雙手握住了她的手。很神奇，母親一下子就迴光返照了。幾句話之後，母親實在沒有力氣了，又閉上了眼睛。兩位老戰友就這樣匆匆一見，便生離死別了。
紫陽叔叔告訴我，一位老幹部因為知道我們兩家的關係，特地告訴他我母親病危的消息。他說：「我不自由，看樣子他們不會讓我來告別的，但我無論如何要見大姐最後一面。來醫院看病還是可以的，我是從門診不顧他們批准與否，直接穿過來的。」紫陽叔叔一席話令我動容。他身邊還都跟著警衛，身上還掛著槍。唉，這就是國家的囚徒。
今天下午，我與理由去看紫陽叔叔。他的精神氣色均比我想像的要好，只是明顯消瘦，特別兩隻手已近乎乾枯。他掛著氧氣，坐著說話並不感到有什麼異常，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百分之九十掉到百分之八十，這就無法維持人的正常活動了。他當時的主要病症是肺纖維化。他說，這些年呢，他們不讓他去沿海，只能去雲南、貴州、湖南、江西這些地方轉轉。後來就愈來愈厲害，再去檢查，結果診斷是肺纖維化。這和SARS有點類似，SARS的嚴重後果就是肺纖維化，只不過那是急性的。
然後理由提了一個他一直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紫陽叔叔去天安門廣場見學生，是出於一種什麼動機？
紫陽叔叔說了以下一段話(大意)：
「我在亞洲銀行大會上講話後，局勢已逐漸平息，學生開始復課。但是我去朝鮮訪問期間，《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二六社論』，矛盾一下子被激化。當時很多老同志不滿李鵬，如彭真，甚至小平也不高興，很多人認為李鵬惹了禍。我從朝鮮回來後，接到很多老同志的信，我感到這個社論是錯誤的，楊尚昆與我看法一致。最後的決裂是在小平家裏，政治局常委開會，小平提出戒嚴。我說：『讓我宣布戒嚴，我做不到。』鄧說：『集體負責，你仍當總書記』。我仍堅拒，認為共產黨不能鎮壓學生。會議不歡而散。我回到家，挑了一些我認為還能影響鄧小平的老同志的信，如李一氓的，轉給了鄧小平。並且寫了辭職報告上送給中辦，然後不顧警衛局的勸阻，獨自去了天安門。在此之前我也準備去看學生的，只是李鵬說要去大家一起去，不讓我單獨去。」
趙說，他不是一概反對戒嚴，拉薩戒嚴他就贊同，但北京不能像拉薩那樣搞。而且依鄧小平的性格，他既然下了決心，就不會撤銷戒嚴令，最後必然會導致開槍。那後果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毀於一旦。但他又補充道：「當然嘍，小平後來南巡講話，將局面又挽了回來。」當時理由對他說：「你最輝煌的，就是你在天安門那一刻，你精采謝幕！這將會彪炳史冊的！」他聽了之後，笑了，只說了一句：「我不後悔。」
他的居家環境，處處都透著清貧。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著公家多年前配置的、早已陳舊不堪的家具。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籠頭上，繫一根繩到門把上，那是紫陽叔叔為狗進出設置的。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麼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著，消磨著時光。
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讓人沉重，我心裏不是滋味，鼻頭發酸。出門時我問妞妞，新的中央上台後，紫陽叔叔的政治待遇有什麼變化沒有？「一點點都沒有！」妞妞說。
當我最後一次見他，臨告別時我心裏很清楚，這將很可能是一次永別，不由暗自難過。萬沒想到，紫陽叔叔此生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你過去批評我對知識分子不夠關心，不如耀邦關心，我都記著吶！」
曾經的總書記、總理，位高權重，一生波瀾壯闊，此時卻說出這樣一句略帶孩子氣的話來，讓我特別的感動，這才是人性啊！愈是接近生命的終點，人性愈是濃烈到極致，而極致就是回歸本真。
雖然他失去了自由，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黨史上，他肯定認為自己留下了很正面的形象。黨的歷史上那麼多冤假錯案，沒有哪個被整的領導人能夠頂住不認「錯」的，他是那個唯一！
(註：摘錄於《人間有正道》，本文有刪節和文字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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