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流亡經香港不算，那時香港還最後一年在米字旗下。這回，我終於第一次入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感謝特區政府關照，也感謝林鄭長官，這不說她。

「特區」這個詞，還真是當年李一哲平反期間，我向習仲勳、吳南生提出來的。其實更早，是向趙紫陽提出來的。那是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省委怕大字報上街太亂，李一哲建議趙紫陽設「大字報特區」。趙還真設了中央公園等幾個。一九七九年初，民主牆興，廣東省委又是怕亂，時值李一哲平反，我當面向習仲勳、吳南生提出設大字報特區，還進一步建議兩位書記向中央提出，廣東作「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先行實驗特區云。這本是政治特區設想，沒有結果，倒是深圳、汕頭(吳南生老家)作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被兩位書記提了出來，獲鄧小平批准，搞了起來。後香港回歸，又來了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就應算作是中國的政治特區了。

政治特區，是為了向全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提供經驗和作一個良好的示範。台灣不行。因為台灣社會兩大政治力量是敵對的，你死我活的，在國家認同這個民主發展最基礎的問題上，不可調和。香港沒有這個問題。香港的愛國傳統很深很感人。今日所謂建制派和民主派，主體都是愛國的有民族心的，希望國家好，香港好，這點沒有問題。社會基本的矛盾，是主要依靠上層資產階級治港，還是偏向依靠中下層市民和廣大貧民階層治港的問題。圍繞這個矛盾展開，就是怎樣推進香港的普選制度落實的問題。是有序漸進呢，還是一步到位？我是主張有序漸進的。二零一四年我就贊成對中央的八三一方案「袋住先」再求推進的意見，認為激進對抗的「佔中」，全盤拒絕所謂「假普選」，也不會有什麼立即的「真普選」，最後只能「一拍兩散」，香港民主長久不能前進一步。那時，我針對國內左派對佔中的支持寫到：「既然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這點，香港各階層各派民眾似乎並無反對。那麼當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資產階級，主要是大資產階級為主『治港』，它也就必然要反映在選舉程式的提名委員會設計上，如行業『功能組別』的強調。你若要依靠工人階級基層市民治港，選舉程式設計向絕對佔多數的『勞』方傾斜，完全『一人一票』則只能搞社會主義。」(節選自王希哲《四談香港「佔中運動」》)

港獨向台灣民進黨學樣

這次到港，受入境承諾約束，遺憾不能與更多的香港民主派老朋友們就此問題作深入的討教，但我知道他們大多還是持穩重理性的態度的。於是我問曾與我一起坐了十年牢的劉山青：「有長期政治運動經驗的民主派朋友，為什麼不去說服一下那些『佔中』的激進青年呢？」得到的回答是，「他們根本不會聽你的；他們認為你們搞了二三十年一事無成，現在只有輪到他們搞激烈對抗，甚至港獨一途」。

我默然。我知道他們是在向台灣的民進黨學樣，有人引導著他們去學。但台灣的民進黨台獨也搞了幾十年，搞成了嗎？「辦不到就是辦不到」。但激進的青年確不易聽進老成意見。八九運動，若天安門激進大學生能聽進一點王軍濤、萬潤南們的意見，結局便不會是六四之夜那樣了。難道這是民主運動的宿命？但我相信香港不會。激進的青年學子甫離學校踏進社會，立馬會理性起來，這不足慮。香港的歷史、地理、心理文化和經濟的地位結構，決定了理性的路線必定是香港政治永遠的主流路線。香港的民主派在運動中積累了更多的經驗和教訓，必能與所謂建制派一起，探尋和開創出既穩定香港資本主義基礎又能充分照顧到中下層民眾和青年利益的普選民主制度來，為中國大陸提供榜樣。「特區」，理應擔負了這個政治和歷史的角色。

我又飛離香港了，往下看，茫茫伶仃洋上是蜿蜒無盡的港珠澳大橋，它剛開通。它通向我依稀遙望還不能踏進的祖國大陸！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