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段高鐵將於後天(23日)通車，港珠澳大橋亦啟用在即，但持續十年的效益與成本爭拗至今未息。或許以民生衡量這些基建並不物超所值，但從政府大力宣傳興建可深化與內地聯繫、不建就被邊緣化可見，計算的遠不止經濟問題——正如一地兩檢爭議從未止息，「國家」問題才是重中之重。

興建高鐵是否政治任務言人人殊，但歷史上這種用以整合國家的大型基建，確與大一統息息相關。首個大一統朝代秦朝，即貫通各地道路建成全國規模的馳道與驛站，並統一全國的車軌，既有打通物流的作用，也明顯有文化統一的意味，成為後世的經營範本。而隋及元大耗國家資源開鑿大運河，除糧運需要外，更有直接統整新佔有的南方之功能，令以北方為核心的政權無後顧之憂，北政治南經濟的體系亦持續至今。

古代國家基建 含統一意味

以此看來，已成中國科技象徵的全國高鐵縱使虧蝕仍不斷擴展，甚至大興土木形成的「中國速度」成為國人的自豪潮語，似有歷史蹤�[可尋。更能說明的是，近年大運河成為世界遺產，千古暴君隋煬帝開始被部分人捧為「聖君」，在公在私皆無德卻被開鑿運河的「功績」蓋過，「國家意識」深入國人骨髓。

對港人來說這套想法不無爭議，但其起源確出於實際需要。中華文明第一個全盛期周朝，本與大一統相反：以諸侯共主的身分打造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以禮法制約各階層來達至和平，即使征伐也要諸侯的認可才能成事，成為儒家追慕的結構。不過那源於當時仍是部落社會，周滅商靠的是各個部落的支援，故戰後只能分封，承認他們的勢力來換取周的共主地位，這就是「民心所向」的本來面貌。

東周禮法失效 君主集權成形

到了東周，局面完全改變：天子衰微令禮法失去對社會的約束力，經濟上土地私有化及商品經濟蓬勃，都市興起，不再是部落層次。

如何管理這種新環境，成為諸侯能否強盛的關鍵。春秋大國摸索出的方法，就是藉禮法崩壞擴大國君支配力，中央集權、地方設置直轄的郡縣以加強軍政效率，齊、晉、楚、秦的興盛即得力於此。在這經驗下，爭戰激烈的戰國時代普遍實行郡縣制、以功授官取代世襲制，各國管治及變法多圍繞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已成大勢，終由秦滅六國完成最後一塊拼圖。

若再向上求索，周朝以嚴謹禮法限制各階層，天子卻相對自由而有厲王、幽王的荒唐，說到底還是向君權上升的方向邁進，與後世大一統管治日漸森嚴的趨勢相合，這或許是東亞的季風氣候農耕社會務實求安、依仗權威及團體歸屬的結果。這樣想來，要農耕文明特徵漸失的香港接受國家基建這種具有大一統意味的工程，但訴諸的不是「加強聯繫」就是虛無的「未來效益」，爭拗不絕是否理所當然？

■文化解碼

基建與皇帝享樂

基建雖是國家的物流設施，在君主專政下也常成為皇帝的享樂設施，而被史家抨擊——不過對後世皇帝似乎沒什麼警惕作用。

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 ——唐．李商隱〈隋宮〉

隋煬帝開鑿多條運河的作用，除了用兵之外，最著名的就是三下江都，每次都大耗人力物力，國家負擔極大，最終不同地區乘他遊江南時謀反，令隋滅亡。另一知名濫用時期是清代，康熙帝六次南巡使費不高且有助改善民生，其孫乾隆帝六下江南卻花了十倍銀�O，成為清代糜爛的中衰象徵。

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 ——明．何景明〈鰣魚〉

古代驛站本應禁止私用，不過每個朝代後期的官員普遍公器私用、貪污勒索，甚至本只傳遞國家大事的最高級速遞亦往往被皇帝濫用。唐玄宗以快馬運送荔枝討楊貴妃歡心，成為杜甫、杜牧等文人的諷刺對象；明代的「鰣貢」每年由江南速遞離水即死的鰣魚至京師，清初視之為惡習而廢止。

圖：資料圖片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語文同樂 第3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