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系列﹕精神病及智障者 社會照顧不全面
【明報專訊】殘疾可簡單劃分為身體機能殘疾和精神健康殘疾，後者包括精神病及智障等。任何人都可能患上精神病，為何社會對這三個字避之則吉？早前警方就一老翁被殺案錯誤拘捕一名中度智障及自閉症男子，引起公眾關注，社會除對智障者的認識不足外，他們及其照顧者還面對什麼難題？
◆何謂精神病？
根據香港心理衛生會，精神病是一種腦部功能不穩定的疾病，病人的情緒、思想或行為暫時或長期出現障礙，嚴重時會改變病者的性格、社交和人際關係。
精神病通常由生理(腦部受損或身體疾病)、心理(性格或情緒)、環境(壓力、重大轉變、創傷經歷等)及或遺傳等多種因素互相影響產生。任何人均有可能患上精神病，常見的有焦慮症、強迫症、抑鬱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後兩者有遺傳傾向。
據政府統計處，2013年全港精神病/情緒病患者共約14.73萬人(包括康復者)，但統計處承認數字或有低估。
◆新生會︰不公出於污名化
成立於1965年的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50年來積極推動精神病康復者平等機會和社會認同，該會轄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安泰軒為各區提供支援，讓區內受精神健康問題困擾的人得到更便利的協助。
深水埗安泰軒社工鄭仲仁(Vincent)本身是精神病康復者，從事社會工作6年，他認為目前香港精神病康復者面對的最大問題來自理解不足。他舉例，社會對康復者存有定型(stereotype)，普遍認為康復者必定會出現激烈的情緒波動、發脾氣等，令部分康復者連一般情緒也不敢表達，這反而不健康。亦因為這種定型，每當發生「特別」的新聞事件，大眾必會首先將之聯想至精神病。Vincent以台北的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為例，新聞一出，大眾普遍先質疑鄭捷做出此等行為「一定是因為患病」，這正正是一種對精神病及康復者的污名。
與過來人同行有利復元
曾經歷精神障礙的天水圍安泰軒朋輩支援工作員鄧若霞(Grace)以前是教師，因有感工作制度與自己理想不符而備受壓力。在躁狂抑鬱的時期，Grace曾心灰地認為「若我是老闆也不會僱用自己」，貶低自我價值。漸漸復元後，她明白其實患病與人生其他高低起跌一樣，都只是一種經歷，可以令她更了解自己，找出適合的路向，而非單單跟從社會的「規則」走。Grace認為社會上有各種歧視，不一定針對康復者，但她有時候也感到難以自處。「其他人不了解何謂『康復』，他們會認為要吃藥、看醫生就是『有病』，很難給他們解釋。」
事實上，「康復」沒有絕對定義，目前新生會提倡「復元為本」，而非以往的「復原」。Grace解釋，「復原」是指回到原本的生活模式，以她來說就是回學校教書；「復元」是有元氣、固本培元的意思，即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令身心靈健康發展。Grace偏好「復元」概念，雖然身邊不少人希望她重執教鞭，但她選擇到新生會任朋輩支援(peer support)工作員，以自身經歷與其他康復者同路，以生命影響生命。據Grace了解，因大眾對精神病患者存有偏見，不少人有情緒困擾也不敢求醫，令病情更嚴重。她認為教育公眾摒棄歧視很重要，「教育就像播種，改變慢慢就會看到」。
◆權益漸佳 尚有改善空間
1. 醫療系統
Grace曾在東區醫院留院，早前剛好到該院工作，發現病房每天都會辦活動，替病人解悶，醫院設備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不過，Vincent認為部分問題仍有待解決，「譬如有些康復者找到工作，平時需要抽出上班時間到醫院覆診，以致他們常常要請假。不少組織正在爭取晚間或假日診症，減少康復者的不便」。
Vincent認為對康復者而言，最重要的權益是自主權，如可以跟醫生討論治療方式。他指部分公立醫院醫生因傾向減低風險，不願因應病人情况而改變藥方。他舉例，病人向醫生反映藥物令他精神不佳，但醫生傾向提供更多其他藥物去解決病人反映的問題，而非調整原有藥物，這可能對病人造成不良影響。Vincent指目前康復者在療程中自主權不多，醫生也不以病人福利角度出發，變相影響病人權益。
2. 康復者住屋
住屋亦是康復者面對的挑戰。Vincent說，目前離開中途宿舍的康復者出路不多，如因各種原因未能回家居住，只能入住長期護理院舍或一些私人院舍，而院舍規範多，院友外出不容易，因此也不能工作，加上政府沒有相應支援，不少人就只能在院舍度餘生。Vincent認為香港可效法外國，在公營房屋設supported housing，即把某些樓層定為康復者居所，令他們相對自由的同時也可互相支援，對復元和融入社會有幫助。不過，在設立社區中心也遭區議會反對的情况下，supported housing似乎是更遙遠的夢想。
◆何謂智障？
智力障礙(智障)不是疾病，不可能用藥物治癒，成因包括遺傳、嬰兒期患重病致腦部功能受損等。簡單來說，智障指智力明顯低於一般同齡人水平，成長期間(18歲前)在適應和行為方面有缺陷及困難。智力即理解、記憶、運用資料、解決問題等抽象思維方面的能力，智障人士在人際交往、溝通、自我保護、自我照顧和職業技能等也有困難，直接影響日常生活。不過，智障者一樣有學習能力，透過教育和訓練，發揮潛能。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將智障分為輕度、中度、嚴重和極度嚴重4個程度，反映智力缺損水平。統計處粗略估算2013年全港智障人口在7.1萬至10.1萬人左右，並承認數目或有低估。
張超雄︰智障監護制度被動
智障人士是社會一分子，應獲得同等尊重。智障人士往往無法保護自己，對自己的行為也比較無意識，需要特別照顧，如提供簡單清晰而明確的指引。早前警方就一老翁被殺案錯誤拘捕一名中度智障及自閉症男子，錄取口供等手法備受質疑，突顯對智障人士的認識不足。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說，事件還反映本港的監護制度太被動。
智障人士年滿18歲後，法律上父母不再是其監護人。成年智障者被界定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涉及醫療如做手術、入住院舍或財政等安排時，其父母須向監護委員會申請監護令，才能替其作出決定。張超雄表示，監護委員會權力有限，有不少範疇未能涵蓋，「例如該智障男被拘捕後，其監護權屬誰？」他稱，目前監護制度被動，基本上是「出事才解決」，但在美國和加拿大，智障者18歲便會經歷法庭程序，根據其能力決定監護權誰屬。問及為何港府不效法，他搖頭嘆氣，「不要問我，很多事情政府都應該做，但都無做」。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指出，智障者需要的主要服務包括鑑定和評估、醫療康復、學前訓練、教育服務、住宿照顧、日間照顧和社區支援及或就業和職業訓練。不過，相關服務的輪候時間長，向來受詬病，例如2012/13年度，嚴重弱智人士宿舍輪候時間平均為86.4個月。
關注組織：可仿效加國設「公共信託」基金
近年另一關注點是智障人士老齡化。今日智障者較以往長壽，但其身體機能衰退一般約40歲便出現，「他們的照顧者只會更老」。張超雄育有一個嚴重智障的女兒，「她今20多歲，20年後我已70多歲，自顧不暇，百年歸老後更不知道誰來照顧她」。不少智障者家長有這樣的憂慮，關注組織希望政府效法加拿大等地成立政府監管的「公共信託」機構或基金，打理留給智障子女的資產，用以照顧他們至離世，政府便可減少撥出資源照顧智障者，但政府並無回應。
此外，照顧者要承受心理壓力和經濟壓力，但目前對照顧者的支援近乎零。張超雄說：「2014年關愛基金推出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我們認為殘疾人的照顧者也應有津貼，我們的照顧(殘疾親人的)年期、承受的壓力、犧牲和面對的困難等，不會比護老者少，但政府死也不肯。」他期望政府檢討現有康復計劃方案，從政策到規劃，改善照顧殘疾人的服務。
文：鄭寶欣、古晨燕
圖：鄭寶欣、資料圖片
■有片睇﹕link.mingpao.com/24436.htm
新生會社工Vincent和朋輩支援工作員Grace，談學校應如何支援受精神困擾的學生，以及公眾教育如何減少歧視，保障康復者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