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會膨脹 擴社會不公
隨着全球人口不斷膨脹，城市化步伐日益急速，人口大於1000萬的「超大城市」(megacity)急增。二戰結束後，本來只有紐約和東京符合「超大城市」的條件。不過，根據聯合國今年《世界城市化前景報告》公布的資料，目前「超大城市」的數量已增加到28個，當中亞洲佔16個，比例最高。這些城市極大部分坐落於發展中國家，倘若政府無法回應相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失業、衛生、住屋問題，最終定必造成管治危機。
——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 馮嘉誠
【綜合報道】第一屆「世界城市日」本周五(31日)將在上海舉行，這項首次由中國在聯合國推動設立的國際日，旨在促使各國政府關注城市化面對的問題和挑戰。城市化的過程中往往伴隨着人口大規模遷移，「超大城市」陸續應運而生。專家向本報指出，超大城市的密集人口，一方面形成群聚效應促進社會、文化和經濟的活力，另一方面又令任何城市都會面對的社會不公及環保發展等問題放大，為城市管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明報國際組
2011年10月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宣布全球人口突破70億大關，比二戰結束時足足多了近3倍。隨着人口大爆炸的是全球多國的高速城市化，催生多個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UNDESA)7月發表的《世界城市化前景報告》指出，全球超大城市數量已由1990年的10個增加至如今的28個，住了4.5億人口，預期到2030年更會升至41個(見右圖)。
全球超大城市20年倍增
專門研究超大城市的紐約智庫「The Mega-Cities Project」創辦人兼總裁佩爾曼(Janice E. Perlman)向本報指出，探討管治超大城市的未來，應着眼於找出更佳方法興辦基建，善用環境和資源令發展得以持續，但最大挑戰始終在於如何打破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她形容，社會嚴重不平等，令愈來愈少的人擁有更多特權，愈來愈多的人得到更少機會，「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狀况」，只有推行龐大的結構性改革，才能創造誘因，同時包容貧富。她批評，那些經常口叫「世界級城市」或「智能城市」口號的市長往往未有正視貧窮階層，「可能會是下一個愛因斯坦的人……或會因社會不公未被計入(城市發展)的算式，反被視為垃圾」。
人口密集助創新亦釀城市病
佩爾曼強調不能忽視超大城市的優勢，它們除了帶動鄉郊和中小城市的經濟效益，亦總有大量創意、活力和資金，而且有人若對某件事有興趣，總可在超大城市找到足夠同道人，形成「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指人數累積到某地步可以自我維持，再徐圖發展)，因此是科技文化等創新的來源。
人口密集為超大城市帶來創新的優勢，但也是空氣污染、污水處理、交通擠塞等管治挑戰的根源。佩爾曼表示，這些挑戰在其他規模較小的城市都會出現，可是超大城市的龐大人口卻令它們放大。她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人口流動多數是往超大城市，而不是規模較小的城市，超大城市要承受更多容納新人口的困難；其次，超大城市的人口意味着牽涉管治問題的實際人數更多，「一座超大城市的25%人口隨時比任何普通城市的總人口還要多」。
經過30多年高速城鎮化，中國已是全球目前超大城市數量最多的國家(6座)，這種發展模式的優劣同樣清晰可見。專研中國城鎮化的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學系教授陳金永向本報指出，超大城市是東亞地少人多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其迅速冒起除了政策原因，亦因超大城市集聚經濟效益大及節省交易成本，與經濟規律脗合。
流動人口乏支援淪二等公民
不過陳金永同時指出，中國城鎮常住人口佔全國人口比例在1980年只有20%，但至去年已升至逾五成，主因是外來流動人口劇增，問題是這些新增的城鎮常住人口沒有戶籍，長期受到排斥，不能使用城市的公共服務，造成住房、社保、流動兒童入學等一系列的嚴重社會問題。
他認為主因在於過去的城市規劃和社會服務供應根本未考慮外來人口工作、生活的需要，只把他們當成臨時工，儼如「二等公民」，故當外來人口佔城市人口比例達1/3甚至更多時，「自然變成(對民工)欠帳纍纍」，亦不利社會安定。他提倡中國實行漸進、全面的戶籍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