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沙士疫情雖然慘痛，但疫症過後，社會的衞生防疫意識提高不少，亦改變醫學界對病毒的研究方向，將研究範圍的焦點擴大至動物身上的病毒。
2003年的沙士疫情雖然慘痛，但疫症過後，社會的衞生防疫意識提高不少，亦改變醫學界對病毒的研究方向，將研究範圍的焦點擴大至動物身上的病毒。
疫症催生了動物病毒研究發展，讓醫學界為日後威脅人類健康的未知疫情，盡力作好防疫準備。
2003年本港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又簡稱為「沙士」）疫症，奪去299條生命，市面蕭條。十年過去，除了回顧當年的悲痛，也可正面思考疫情對人類健康、衞生防疫發展的幫助，當中包括促進了動物病毒研究的發展。
早於1997年香港爆發禽流感，醫學界首次發現有禽流感病毒品種，能夠由雞隻感染人類、並可導致死亡。被喻為「港大醫學院抗沙士六子」之一的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副教授潘烈文說，其實1997年發現H5N1病毒能夠由家禽傳染人類時，醫學界已察覺部分動物病毒對人類存有威脅，但至沙士爆發前，有關動物身上病毒的研究甚少，醫學界對動物病毒的認識，遠低於人類身上的病毒。
久被忽略的動物病毒研究
2003年3月底，港大醫學院研究小組公布，引致沙士的源頭是冠狀病毒，並成功研製出快速基因測試方法，以檢測出現沙士病徵的人士是否已受感染。由於缺乏動物病毒的認知，潘烈文表示，沙士爆發初期，面對此新發傳染病，有國外專家曾一度懷疑源頭是否來自生化武器，更有專家懷疑是墮落地球的外太空的隕石，「現在回頭看，可能大家對這些說法『得啖笑』，但面對未知的疫情，對當時的科學家而言，什麼也有可能。」
十年前沙士疫情，足以印證動物病毒對人類健康存有一定風險，促使全球傳染病的研究方向，由過往只注重研究人類身上的傳染病，轉變為擴大研究範圍至動物病毒。「以前忽略的東西，沙士之後有需要去認知。」潘烈文說，其實自禽流感爆發起，部分科學家已認為有需要加深對大自然及動物病毒的認知。爆發禽流感後，本港醫學界已加強監察研究雀鳥樣本、以及着重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傳播媒介。
其後，港大更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合作，針對監察本港野生動物的病毒。2005年潘烈文在一項與漁護署合作的本港野生動物病毒監察計劃中，發現全球第一隻出現於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但與可導致人類呼吸道感染的冠狀病毒不同。及後，港大微生物學系同年於《美國科學院期刊》發表一篇有關「蝙蝠SARS冠狀病毒」論文，指出常見於本港和華南一帶的「中華菊頭蝠」，帶有「蝙蝠SARS冠狀病毒」，與2003年肆虐全球的沙士病毒非常相似，研究員不排除2003年爆發沙士前，病毒先由蝙蝠傳予果子狸，再由果子狸變種傳予人類。
發現更多動物冠狀病毒
過去十年港大的動物病毒研究，發現很多不同類型的冠狀病毒，當中包括新品種冠狀病毒，例如近月在中東最先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近親──港大4型及5型冠狀病毒。潘烈文表示，沙士之前，醫學界對人類和動物身上的冠狀病毒認識只有十種；沙士之後，動物病毒研究範疇擴展至哺乳類動物，現時全球動物病毒研究於不同動物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種類，已超過100種。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臨牀副教授劉嘉珮說，未爆發沙士之前，醫學界已知、而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只有「OC43」及「229E」兩種，由於只會引起輕微的傷風感冒病徵如咳嗽，故冠狀病毒一直被受忽視。沙士後的四至五年間，全球針對冠狀病毒的研究相繼展開，例如2004年外國發現了新品種人類冠狀病毒NL63、2005年港大亦發現新品種人類冠狀病毒HKU1。
劉嘉珮稱，港大有動物病毒研究發現，蝙蝠冠狀病毒於不同品種的蝙蝠互相感染後會出現基因異變，故相信蝙蝠冠狀病毒容易感染不同品種的動物，包括人類。
除了蝙蝠，港大亦有研究其他動物身上的病毒，如魚、豬、羊、牛、貓和狗等等，其中也有在兔子身上找到冠狀病毒。
多數動物病毒屬安全
「人要接受事實， 動物確實帶有病毒！」但潘烈文重申，大部分病毒都對人類無害，否則香港這個人煙稠密的都市，早已不停爆發不同疫情；他相信大部分野生動物病毒，對人類仍算安全。不過，某些病毒若經過動物之間的相互感染，可能出現病毒「洗牌效應」，或是病毒基因出現突變變種，使病毒容易感染人類。
他說，隨着病毒本身的特性，病毒可以不同的方法變種，因而更易感染人類。例如冠狀病毒，縱使病毒基因組只有一條片段，但病毒可能與同屬冠狀病毒種類的不同病毒雜交，基因突變而出現病毒變種。又如屬於甲型流感病毒的禽流感病毒，其病毒基因組有八條片段，可在受感染的細胞內互相交換，出現洗牌效應，病毒基因改變再結合，或更易感染人類。沒有病毒抗體的人類受感染後，可能出現嚴重病情，像感染沙士病毒般，併發可致命的肺炎。
增加病毒認知對抗疫情
醫學界相信，日後大部分出現於人類身上的新發傳染病，都是來自食用或野生動物。哪些病毒會對人類構成嚴重威脅？潘烈文坦言，醫學界並不能準確地預測，也不可能完全遏止動物身上病毒可能出現的洗牌效應或變種，醫學界只能作最壞情況的準備，因而凸顯了加深對動物病毒認知的重要。
潘烈文稱，相對於人類病毒，目前醫學界對動物病毒的認識只是九牛一毛。以蝙蝠為例，作為哺乳類動物的第二大類羣，蝙蝠有約1,200個不同品種，單是有關野生蝙蝠的研究，現時收集到不同品種的蝙蝠樣本仍然很少，所知仍很片面。
「不做研究便永遠不知道，難道要把頭埋在沙堆，假裝不知道便會無事發生？」他說科研知識需要憑着少少經驗累積而成，有了經驗和知識，應對下一場未知的疫情時便能加快科研速度，揪出疫情源頭再加以壓制。例如新型冠狀病毒，憑着2003年沙士一疫的經驗、人手培訓及科研技術，今天的科研人員毋須再像當年般「盲摸摸」，還可參考當年經驗，迅速找尋病毒感染人類的媒介，例如檢查家畜；又可參考當年的病毒測試工具，作針對性病毒測試，及早發現病毒源頭，減低病毒散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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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因素 人類感染動物病毒
港大公共衞生學院副教授潘烈文稱，增加動物變種風險因素包括城市化，使動物與人有更多緊密接觸，例如英國有狐狸入侵民居。
另一個主因是人類飲食習慣，如食用不知名野生動物，會增加人類染病風險，提醒市民與野生動物的接觸，可免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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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分析已知病毒
除了尋找新病毒，回溯已知動物病毒亦很重要。
港大微生物學系臨牀副教授劉嘉珮說，有研究分析過往資料後，估計出現已久的人類冠狀病毒「OC43」約於1900年間由牛隻感染人類；而「OC43」病毒基因近年有所轉變，使受染者出現肺炎等更嚴重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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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不足 資源較外國少
現時香港大學設有可做動物實驗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實驗室包括生物三級實驗室（P3 Laboratory）， 以及病毒、細胞和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可重點研究新發傳染疾病，如禽流感、沙士的病毒研究。潘烈文坦言，目前本港於動物病毒研究的發展並不落後於國際，但研究資源與外國卻相差很遠，本港不乏研究環境或科研人材，目前最大的障礙是研究資金不足。但相比沙士前，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流行病學研究的重視程度，確已大大提升。
